新教運動推動了神的國度向前發展

Mark Tooley（https://wng.org/authors/mark-tooley-1）

2022年10月31日

在德國德累斯頓（Dresden），遊客和其他人坐在馬丁·路德的雕像附近。

美聯社/攝影：馬蒂亞斯·里特謝爾（Matthias Rietschel）

新教徒在10月31日紀念宗教改革日，慶祝馬丁·路德將他的95條論綱釘在維登堡（Wittenberg）教堂門上的那一天。但整個世界都虧欠了對宗教改革的感激。 

可以說，新教創造了現代化。這要麼是一種祝福，要麼是一種詛咒，這取決於你可能會問誰。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批評者將現代化的失敗歸咎於新教，包括激進的自主個人主義、狂熱的世俗主義、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和享樂主義。他們說，如果基督教保持在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權威和連續性上，人類會與造物主更加同步。

這些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論點有一些吸引，但它們遠不是故事的全部。通過強調人類可以直接接觸神和聖經，強調只通過信仰獲得救贖，以及提升非教會的職業和婚姻生活，新教使人類的大部分得到了提升和解放。宗教改革以決定性的方式推動了現代識字、現代科學、現代市場和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和人權。

馬丁·路德在把95條論綱釘在教堂門上的時候，很可能沒有想到這些最終的發展。如果他知道的話，也許其中的一些後果會讓他感到不快。但他自己也承認，他不過是一隻蟲子，是神的旨意的工具。在歷史的任何時代，沒有人能夠完全理解神是如何利用他或她來推進神的正義和公義的。

路德堅持人類通過基督直接接觸神，廢止了中世紀教會貪戀屬靈和屬世的權力。他強調平信徒用自己的語言直接閱讀聖經，促進了大眾識字，以使聖經能夠被閱讀。他將聖經翻譯成德文，在無休止的遊說中，幫助啟動了現代出版業。他離開了獨身的神職，他的妻子也離開了修道院，進入了幸福的婚姻，將婚姻和家庭提升為不亞於獨身的虔敬的產業。

他對根據原始資料的學術研究和翻譯的強調，伴隨著不受教會直接控制的理性辨別，促進了科學分析和發現的擴展，以及自由探索。他對教會以外的職業的肯定，使勞動、貿易和金融有了尊嚴，進一步促成了現代市場。他對私人良知的強調和對不容置疑的教會權威的拒絕，削弱了政治和教會的專制主義。宗教改革後，人們越來越期待治理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是一個涉及所有受造物的專案。

宗教改革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不間斷的發電機，一直在旋轉，產生無窮無盡的能量和生產，未預見到的後果仍在展開。

在宗教改革之後的幾十年和幾個世紀裡，識字和知識、對政治權威和經濟繁榮的期望、通過科學和技術發現獲得的進步感、從迷信和被認為是不可見的世界的俘虜中解脫出來、對人類平等和隨之而來的責任的日益認識、對於新興的、對人民負責的民族國家的欣賞，以及最重要的，對神對所有求告祂的人的直接的愛和關係的信心，日益增強了整個文化。

宗教改革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不間斷的發電機，一直在旋轉，產生無窮無盡的能量和生產，未預見到的後果仍在展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在其著名的回憶錄中寫了（https://www.bartleby.com/159/25.html）「發電機和聖女（the Dynamo and the Virgin）」，後者代表強調服從和穩定的中世紀秩序，前者代表工業、繁榮、科學和革命的進步。後者有巨大的美感和神秘感，但前者為數百萬人提供了巨大的物質改善。

因此，宗教改革不僅僅是針對新教徒，他們可能占今天全球人口的七分之一，而是為整個世界提供了充滿活力的社會和經濟推動力，所有這些都被科學、科技、大規模掃盲以及自治和平等的希望所觸動。今天的「後自由主義」的批評者對這些發展感到悲哀，他們擔心這些發展使人類脫離了由教會調解的、在神之下的有機社區。他們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大部分是錯的。在麥子當中不斷出現的稗子之中，宗教改革推動了神的國度向前發展。

宗教改革不僅給數以百萬計的人帶來了救贖、聖經和對基督的直接認識，它還推動了基督所讚揚的：減輕貧困、饑餓、疾病和各種壓迫。它的見解不是發明出來的，而是在聖經和教會的歷史教導中發現的，通常是遇到了很多阻力。

歷史學家亞歷克·瑞利（Alec Ryrie）稱（https://danclend.medium.com/the-protestants-an-interview-with-alec-ryrie-e0f71b5545f7）新教首先是一種「與神的愛戀（love affair with God）」，專注於如何更好地認識祂，特別是通過祂的話語。他還提到了「不安分的新教良知（restless Protestant conscience）」，它從不接受現狀，而總是努力進行改革。他還指出：「新教徒喜歡爭論。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是他們的爭論所創造的世界。」

這些爭論必須繼續下去，我們從這個角度慶祝宗教改革日是很好的。

Mark Tooley

馬克·圖利（Mark Tooley）是宗教與民主研究所（IRD, Institute on Religion and Democracy）的主席，也是IRD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雜誌《旨意（Providence）》的編輯。在1994年加入IRD之前，馬克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八年。他是一個終身的聯合衛理公會教徒，自1988年以來一直積極參加聯合衛理公會的革新。他是《奪回聯合衛理公會（Taking Back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20世紀的衛理公會與政治（Methodism 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和《幾乎實現的和平：被遺忘的1861年華盛頓和平會議和避免內戰的最後嘗試的故事（The Peace That Almost Was: The Forgotten Story of the 1861 Washington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Final Attempt to Avert the Civil War）》的作者。他參加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Alexandria, Va.）的一個聯合衛理公會教會·。

這篇文章翻譯自Mark Tooley的在線文章「Our great debt to the Reformation」

https://wng.org/opinions/our-great-debt-to-the-reformation-1667215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