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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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r. Timothy C. Tennent
婆羅門基督徒
理查•福克斯•楊(Richard Fox Young)和提摩太•騰納特(Timothy C. Tennent)
雖然19世紀的人口普查沒有告訴我們有多少北印度的基督徒來自婆羅門(Brahman)種姓,但他們肯定是少數。撇開人數不談,他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精英階層。在他們享有的眾多特權中,讀寫能力是最重要的。作為神聖「文字」的監護人,隨著時代的變遷,婆羅門以先於他人的姿態迅速掌握了新的語言和知識。在英國統治時期,婆羅門學會了英語;對少數人來說,這就是他們走進基督教的機會。對其他人來說,歐洲宣教士使用梵文(Sanskrit)討論基督教思想的做法證明是更重要的。當「眾神明的語言」被基督教化後,宗教之間發生了激烈的交流,使一些印度基督教最有獨到見解的神學思想家皈依了信仰。
尼希米•戈雷(Nehemiah Goreh)
那一年(1848年)可能是很久以前了,但現今也是如此,婆羅門的皈依很少發生,而且總是引起一陣驚愕。大概能與之相比的情況,就類似於基督徒中牧師的叛教,盡管兩者的角色只在某些部分上是相似的。然而,一個婆羅門皈依者所遭受的社會性死亡,使所有的類比都顯得牽強失去意義。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人發覺,很難想像根據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情況建立一種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在皈依基督叫的過程中,他們主動放棄了一種類似於「人間諸神明」的地位以及此世與來世無比豐饒的特權。
在印度教看來,一個人就是他所攝入的東西。因此,婆羅門被禁止的一項特權是食用會玷污人的「不純物」,比如肉和酒,或「賤民」(untouchables)手中的任何東西。1848年,憤怒的社論作者認為,既然基督徒會吃喝這兩種東西,那麼他們肯定已經引誘了這位年輕的受害者,或者他在歐洲人的哄騙勸誘下淪陷於「精神錯亂」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很像一種熟悉的經常重複的評價:指控皈依者的身份改變缺乏完整性,包括道義層面和知識層面。
回到瓦拉納西(Varanasi),尼希米(受洗的尼拉坎塔(Nilakantha)的基督教名字)發現自己在23歲時已經社會性死亡,但從靈性上說他已經轉變—盡管在大多數方面仍然是印度教文化。「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不在乎吃喝,」他如此回應針對他的社論批評,「而在於以心靈(在靈裡)和謙卑的態度敬拜唯一的神。」關於宣教士誘導他叛教的指控,他予以否認,考慮到他所忍受的公開抨擊,他的口氣聽起來甚至太過漫不經心:「如果我的皈依是瘋癲的,那就願神賜福我這個瘋子。」
像所有的信仰皈依一樣,戈雷的改變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他在皈依前當然經歷過搖擺不定,在皈依後也有繼續的疑問。不過,作為一個在知識層面有天賦的獨特個體,他曾在瓦拉納西被視為神聖的印度教學習中心接受培訓,戈雷還是從一種明顯貼合認知能力的方式走上了信仰之路。當基督教第一次出現在他認知視野時,他在一場運動中整合了他相當有份量的淵博學識,以摧毀基督教的可信度並捍衛吠檀多(Vedanta)【印度教的主要哲學(流派)】。然而,曾經一度想蓄意破壞的戈雷成為慕道者,原因包括心靈層面和理智層面,關於前者我們知之甚少,關於後者我們已然了解。但是關於牛肉(吃)和白蘭地(喝)的原因則毫無關聯。作為一個年輕的皈依者和後來被按立的英國聖公會牧師,他保持著一種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更符合印度教的規範,而不是那些更富裕的歐洲神職人員的規範。
戈雷的信仰皈依在知識層面的完整性是真實的,其證明就體現在他的書中,名為《印度教哲學的理性反駁》(Rational Refutation of Hindu Philosophy)(翻譯中)。在皈依之前,戈雷認為只有吠陀經(Veda)【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揭示了梵天(Brahman)【印度教的創造之神】,即所有存在的基礎。作為一名基督徒,戈雷認為只有通過聖經(Bible)才能認識神。他認為通過神聖經書獲得啟示是必要的,他的這種信念並沒有改變,但在他皈依後,他斷然否認吠檀多和基督教之間的任何融洽和諧之處。相反,他摒棄了吠檀多的一元論(monism)(相信宇宙中有一個不具為格的的統一原理),取而代之的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有神論(theism)【一神論】。
戈雷不妥協的立場與其他婆羅門皈依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比如克里希納•莫洪•班納吉亞(Krishna Mohun Banerjea),他是一位顯赫的英國聖公會神職人員,他認為基督的形象在吠陀經中已有預兆,基督教本質上是印度教發展軌跡上的產物。盡管如此,如果說戈雷的傳承是重新復原兩個宗教的差異性,人們可以認定這種差異性是一種不加裝飾卻坦誠的尊重。對於今天的宗教間交流,這是一個有建設性的開始。
納拉揚•瓦曼•提拉克(Narayan Vaman Tilak)
「現在我們之間不再存在任何差別;即使有,從此之後也只是表面上的。」
提拉克所暗示的人與神之間的統一性(oneness)不是形而上學的(好像吠陀經那樣),而是靈性層面上的,具有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完整性。【居住於印度中西部的】馬拉地(Maratha)基督徒證明了提拉克的富有詩意的能力,他將基督教和前基督教的靈性境界融合在一起,既肯定又轉變了他的印度教傳承。然而,為了發現自己真正的聲音,並為基督信仰披上一張可識別的印度教面孔,提拉克感到必須廢棄美國宣教教會的崇拜形式,他一邊在其中忠心服侍,同時也想從內部尋求改變。在一首著名的具有顛覆性的表達抗議的詩中,他抱怨說,在那些教會裡,「我們像提線木偶一樣跳舞,而他們【宣教士】就牽著線。」在提拉克的心中,只有基督能彈出正確的和絃。
布拉瑪班達夫•優帕哈雅(Brahmabandhav Upadhyay)
優帕哈雅對基督教無法在印度蓬勃發展感到沮喪,特別是在婆羅門中。他曾形容印度的基督教「站在角落裡,就像一株外來的矮小植物,枝葉萎靡,開花很少,或幾乎沒有開花的希望。」他決定奉獻自己的一生,致力於找到正宗的印度式的方式來表達基督教,而不是用西方式的表達。
在他的一生中,他做了三次主要的嘗試,以發現一個適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基督信仰的宣言。第一個基礎是自然神學,它基於一般啟示和存在於所有人身上的對神的認識。然而,他發現這個基礎有缺陷,於是重新審視了另一種可能性,使用梵文的語言和思想—婆羅門印度教的哲學形式—作為在印度建立基督教思想的更合適的基礎。
優帕哈雅評論說,托馬斯•阿奎奈(Thomas Aquinas)曾經大膽採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體系,並有效地將其作為構建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依據。他推斷,為什麼「我們印度的天主教徒現在要針對印度教哲學展開一場破壞性的戰爭?」如若不然,他認為,我們應該「用與聖托馬斯(St. Thomas)看待亞里斯多德體系的方式相同的方式來看待它。」他接著宣佈,「我們的看法是,應該努力爭取印度教哲學為基督教服務,就像在中世紀爭取希臘哲學那樣…天主教會將發現很難征服印度,除非她讓印度教哲學願意為她鞍前馬後。」
優帕哈雅深信,8世紀的印度哲學家桑卡拉(Sankara)可以像亞里斯多德為阿奎奈服務那樣為印度的基督教服務。在接下來的四年裡,這個項目佔據了優帕哈雅的大部分寫作內容。由於他是最早在這個層面進行開拓性神學工作的人,特別是由於他對三位一體的深刻論述,優帕哈雅被稱為「印度基督教神學之父」。
雖然優帕哈雅從未放棄過在印度為基督教建立哲學基礎的願望,但他逐漸意識到,印度許多致力於大眾化的鄉村宗教的人根本無法回應高種姓婆羅門的崇高哲學,比如桑卡拉。因此,在他後來的歲月中,他試圖找到方法在第三個基礎上來建立基督信仰:印度文化。優帕哈雅試圖在種姓制度和偶像崇拜等印度常見文化習俗中促進基督化的改造。例如,他認為,如果完全拒絕偶像,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傳達出基督徒與印度文化處於戰爭狀態的意思。然而,他希望偶像可以轉變為民族理想的非宗教性象徵。事實上,正是由於他試圖肯定印度文化傳承的價值,最終使他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他的卓越體現在他是第一個公開呼籲從英國完全獨立(而不僅僅是地方自治)的印度人。
盡管優帕哈雅在1907年因破傷風感染而過早地去世,但他留給世人一系列舉世矚目的紀實著作,這些著作繼續影響著今天關於基督教的福音如何在印度的語境中得到最佳闡述的討論。
這篇文章翻譯自Richard Fox Young和Timothy C. Tennent的在線文章「Brahman Christians」
https://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magazine/article/brahman-christ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