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

賈斯汀·朗（Justin Long）的每週分析

宣教禾場開源情報：揭開真相，以及它對未得之民和神國工人的重要性

第451期 — 2025年9月12日

阿爾及爾是一個「門戶」— 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特大城市，對阿爾及利亞本土、整個北非乃至南部的薩赫勒地區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阿爾及爾是一座地中海港口城市，坐落於一片多山的沿海平原上。它的人口約為三百萬，並在緩慢增長（目前生育率為2.9，但同時，它也吸引著來自農村的移民）。按照此增長率，到2050年，其人口很可能將達到一千萬—超過今天的紐約或巴黎的城市規模，然而卻幾乎毫無本土基督徒的蹤跡。

阿爾及爾是阿爾及利亞的首都，也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它既是國家的權力所在，亦是反對派的聚集地。阿爾及利亞的經濟高度依賴油氣資源，特別是天然氣。油氣產地位於撒哈拉腹地，通過管道向北輸送出口到歐洲。阿爾及爾本身並不出產能源，但是它作為「控制塔」發揮作用，國家石油公司、政府各部門和外國企業在此統籌合同、收入與物流。首都因此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

公元前六世紀，該地區的柏柏爾人社區開始依附於迦太基帝國（現突尼斯境內）；布匿戰爭後，羅馬於公元前46年最終將整個地區吞併為一個行省。基督教曾在此繁榮一時（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德爾圖良、西普里安），但是在公元六百多年被阿拉伯佔領者抹除。從那時起，阿爾及爾的市民身份就成了伊斯蘭的，並在奧斯曼帝國海盜時期被強化。

1830年法國佔領了該地區，並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在此期間，基督教，主要以天主教會的形式，再次進入。非洲聖母殿，這一天主教聖殿，於1872年建成並祝聖，至今仍是一個在使用中的著名地標。新教徒也曾進入並開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基督教始終廣泛的與歐洲定居者綁定在一起，—幾乎看不到阿爾及利亞本土的成果。

隨後，1956至1957年間，阿爾及利亞民主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戰鬥，並最終在1962年贏得獨立。隨著而來的是近百萬定居者的大規模逃亡。教堂空了，建築物被國有化了，基督教作為一個殖民宗教的形象被固化。阿爾及利亞人是穆斯林。

二十世紀80年代，阿爾及爾是「革命者的麥加」；到了90年代，青年反抗運動催生了短暫的多黨民主制。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輕微波及阿爾及爾，但該國通過經濟補貼和強有力的管控措施迅速平息了局勢。更深層次的決裂隨著2019年「Hirak」抗議運動而來：數十萬人走上街頭，最終導致執政二十年的布特佛里卡總統辭職。從此，阿爾及爾當局持續面對著各種經濟挑戰。但是，這一切都未曾動搖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身份。

一個亮眼的特例是：19世紀，一些新教宣教團隊在卡比爾柏柏爾人中工作，僅見到有限的果效；但是在接下來的20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他們當中開始了一場運動。在阿爾及利亞內戰期間，很多卡比爾人對伊斯蘭的幻想破滅，該運動加速發展。家庭教會開始倍增，數萬卡比爾人開始自認是新教徒。

今天，阿爾及爾的經濟與歐洲緊密相連。阿爾及利亞與西班牙之間僅相隔著160公里的地中海，由多條定期輪渡航線連接。每年都有數萬阿爾及利亞人跨境，絕大多數是雙重國籍者、家庭訪問，或學習、旅遊。有一些人是去歐洲工作，但是這方面受到嚴格監管。法國是阿爾及爾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且阿爾及利亞的出口大多數都是以歐盟為主要目的地。人們或許會想：福音可以此「滲入」，也確實曾有這樣的努力。

同時，阿爾及利亞政府，位於阿爾及爾，是一個形式上共和而實質上集權的體系：選舉被嚴密的管控著，軍隊是權力的最終裁決者，新聞和集會自由受到約束，異議常遭逮捕。伊斯蘭是國家宗教，對穆斯林勸誘改教是違法行為。確實，阿爾及利亞不像某些高壓政府—嚴重的傾向於簽證拒簽和關閉教堂來處理「治安」問題，但是其氛圍仍然是緊張壓抑的。因著中央集權，控制就很容易：在城市裡的新的嘗試很快就會被關注，不像在其他國家，事情可以邊緣化的悄然進展…。

有幾個福音能夠進入阿爾及利亞的方式：電台廣播，網路媒體和衛星電視都是可行的。散居歐洲的阿爾及利亞人與基督教之間存在廣泛的關聯。但同時，基督教通常帶有外來感。在伊朗，因為對於政府所呈現出來的伊斯蘭的幻想破滅，很多人歸信；在阿爾及利亞，許多柏柏爾人因為類似的幻滅開始了他們的信仰之旅。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仍然是一座難以逾越的橋樑。在那些樹苗終究得以成功種植之地，政府至今仍很擅長將其拔除。海灣或許是開放的，但是這座城市卻將城門緊緊關閉。直到福音成為「阿爾及利亞的」並進入到社區中，阿爾及爾將很可能保持空白。

這篇文章翻譯自Justin Long的在線文章「Algiers, Algeria」

https://mailchi.mp/3b9f8f00c801/justin-longs-weekly-roundup-10935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