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1240
2
作者
Ayaan Hirsi Ali
逃離伊斯蘭極端主義：阿亞安·希爾西·阿里的覺醒之旅
逃離伊斯蘭極端主義：阿亞安·希爾西·阿里的覺醒之旅
Ayaan Hirsi Ali
棕櫚灘猶太會堂
我曾是一名穆斯林，1992年來到西方並在此同化。
我對9·11事件和伊斯蘭主義威脅的反應與多年來許多西方領導人的反應截然不同。我失去了作為穆斯林的信仰，並認識到伊斯蘭主義對西方制度和價值觀構成的挑戰，而深陷多元文化主義意識形態泥淖的西方政壇領導人未能充分應對這一威脅。
9·11事件過去二十多年後，我們看到歐洲和美國街頭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支持哈馬斯的反猶太主義犯下種族滅絕行為的伊斯蘭主義屠夫。我們看到美國最負盛名的大學中有三位校長-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在國會作證，拒絕表示呼籲摧毀以色列和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違反了校園規章，他們語焉不詳地討論這個話題，但對重點避而不談，說是否違反規章取決於具體情況。我們看到美國反猶太事件增加了400％。該資料來自10月25日發佈的一份報告。我認為實際情況遠遠不止如此。究竟怎麼會變成這樣？解決這種道德和知識份子腐化的辦法是什麼？
你們中的許多人可能熟悉我的故事。因此我的分享將盡可能簡短並切中要點。但我覺得我的故事為我們當前的困境提供了一些視角。
我出生在索馬里。我的成長時期生活在那裡，之後還有沙特阿拉伯，埃塞 俄比亞和肯尼亞。我屬於一個宗族文化的一部分，在這個文化中，血統高於一切。無論我們去到哪裡，我宗族的叔伯們都會幫助我們上學，提供食物和金錢。他們無法逃離這個宗族，從很多方面來說，這種情況也是一種伊斯蘭的縮影，伊斯蘭是索馬里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許多宗族規則，特別是針對女性的規則，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模一樣地直接取自伊斯蘭經文。宗族人脈幫助我的家人生存下來。我的父親是一名反政府異見人士，他依賴宗族的支持。宗族成員有時慷慨好客，有時卻兇惡殘暴，尤其是有人違反不成文的榮譽準則時。女性的待遇就是這樣。我作為一個穆斯林女孩長大。我上過古蘭經學校。根據我的宗族價值觀和宗教信仰，我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勞動。
女孩和女人存在的意義就是結婚，生育，做家務，僅此而已。女性被視為製造麻煩的人。我的祖母有一個兒子和十個女兒。你知道她是如何描述她的女兒嗎？她曾經公開說過，「我有一個兒子，但有十個麻煩。」女孩是個負擔。宗族和伊斯蘭的厭女文化不僅由男性強迫執行，女性也有參與實施。我和其他大多數索馬里女孩一樣，經歷了女性生殖器切割，這種行為也被描述為淨化。關於我本土社會中婦女地位的處境，這應該足以讓你知道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資訊。以伊斯蘭為基礎的宗族生活是充滿暴力的生活。我小時候總是不斷挨打。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人們總是因暴力和疾病而死亡。
「我們來自真主，終將歸於真主」，這是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
直到今天，當我填寫詢問我的家族癌症病史等問題的醫療表格時，我仍舊無法回答。在我早年的時候，死亡是如此常見，以至於我們幾乎不會費心去探究原因。當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和家人住在肯尼亞，我遇到了穆斯林兄弟會，順便說一下，這個伊斯蘭主義組織衍生出了哈馬斯。兄弟會提出了更多的說法。說要奉獻一生去侍奉真主。我感受到了一種光榮使命。我們的使命是讓人們皈依真正的伊斯蘭。這是種“智力刺激”。或者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我們被要求學習古蘭經和聖訓。我們是一個社群，一個為了神聖目的而團結在一起的真正的兄弟會。相較於我成長過程中面對死亡時的被動態度，伊斯蘭主義更加激進。它擁抱死亡。為真主而死是我在那個年紀所能想像到的最美妙的事情。我必定會在樂園裡有一席之地。正是通過宗族生活，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學校教育，我成為了一名反猶太份子。在索馬里社群裡，最難聽的侮辱就是稱某人為猶太人。並不是說我們中有人真的認識一個猶太人。被稱為猶太人是十分令人憎惡的，有些人認為，如果有人用這種髒話羞辱他人，即使被殺也是合理的。
過往回憶歷歷在目，我還記得和我的女性同伴坐在清真寺裡咒駡以色列並禱告真主毀滅他們。當然我們對達成和平的兩國解決方案毫無興趣。我們被教導要期盼看到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消滅以色列不是一個假設性問題。只是時間問題。對於我們穆斯林來說，以色列問題從來不是領土爭端。期盼以色列毀滅是一種敬拜行為。任何人試圖考量兩國解決方案都是一種罪惡行為，是一種過犯，是對真主，先知和伊斯蘭社群的背叛。
我16歲時，我的宗教老師是阿齊扎姐妹（Sister Aziza）。她給我們讀了古蘭經中關於永恆之火的慘烈描述，永恆之火會燒傷肉體並溶解皮膚，這是為猶太人預留的地方，是他們應歸屬的永恆之地。我們的宗教老師將猶太人描述為身形醜陋，頭上長著角的怪物，從角裡飛出來的魔鬼會腐蝕破壞世界。他們告訴我們，猶太人控制了一切。而消滅他們是穆斯林的責任。我們沒有區分自由派猶太人和正統派猶太人，也沒有區分定居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反對定居的猶太人，也沒有區分信教的猶太人和無神論猶太人。我們也不會區分成年猶太人，兒童，男性，女性，母親，老年人和年輕人。對我們來說，猶太人就是猶太人，他們都是邪惡的，都是伊斯蘭的敵人，是一切善良、真實和正直的事物的敵人。我們的使命是通過禱告，通過宣傳，一心一意地消滅他們，對於那些有幸擁有適當手段的人來說，甚至要殺死他們。
對於一個偷偷閱讀西方浪漫小說的青少年來說，這些實在是太難接受了。但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相信了這些說法。
很久以後，我逃到了荷蘭，以逃避父親安排的與一名加拿大男子的婚姻。回首往事，我想起了我成長的社會中的暴力，仇恨和爭端。我對荷蘭的新家園感到震驚。這與我之前所知道的任何事物都截然不同。在荷蘭這邊，宗教與政治是分離的。女人享有平等的權利，可以獨立生活並做出自己的選擇。這裡有一種叫做公共利益的概念，這是我聞所未聞的。沒有關於死亡的談論，沒有需要戰鬥或詛咒的敵人，也沒有只能通過發動戰爭來捍衛的血統或宗教。我對這個新社會了解得越多，就越喜歡它，欽佩它。我在此同化。我像一名荷蘭女性一樣在此生活，一直壓抑著違背自己的宗教和成長經歷所帶來的不和諧感。我捨棄了伊斯蘭主義的思想。我還學習了關於反猶太主義的知識。
但隨後發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奧薩馬·本·拉登對於他的動機直言不諱。他鄙視西方。這迫使我陷入了信仰危機。
我別無選擇，只能離開伊斯蘭，才能在理智上完全誠實地面對自己。
隨著我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和各種活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甚至更多是擔憂觀察西方領導人對伊斯蘭主義的回應。他們選擇了相信本·拉登和他的伊斯蘭主義同夥並非真心實意地說出那些話。他們選擇相信多元文化主義是解決方案。但我發現多元文化主義實際上是接受宗族主義和原始主義。它將穆斯林移民隔離在聚居區，並允許他們對婦女施加包辦婚姻，伊斯蘭教法和其他虐待行為。
西方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反應是與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國家接觸，幫助他們同化穆斯林移民。荷蘭和其他歐洲國家請求他們幫助打擊伊斯蘭主義恐怖活動。然而，沙特阿拉伯多年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傳教的資助者，也就是伊斯蘭的勸誘他人信教的運動在國內，西方領導人聽信了懷揣自己秘密計畫的伊斯蘭主義滲透者，並天真地將這些人視為穆斯林社群的溫和派代表。當被問及如何讓穆斯林融入西方社會時，這些所謂的社群領袖毫無意外地要求設立單獨的穆斯林學校，單獨的媒體平台，單獨的法庭，並要求保護穆斯林免受伊斯蘭恐懼症的侵害。換句話說，西方越多試圖安撫並與伊斯蘭主義協作，伊斯蘭主義者就越會以侵略和恐怖活動來回報他們。然而他們仍然堅持用這些固執的錯誤方法解決問題。
2006年我離開荷蘭前往美國時，我曾希望美國能夠從歐洲的失敗中吸取教訓。美國在追捕和摧毀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方面做得更好。但美國幾乎不了解「伊斯蘭傳教」的概念，或者說伊斯蘭主義外展網路，宣傳和慈善網路，這些都最終為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網路提供了資金。美國也未能威懾伊朗伊斯蘭主義專制政權，因為美國相信了伊朗的虛假姿態，同意與該政權進行談判以停止其核計畫。如今，在互聯網和西方土地上，伊斯蘭主義的招募和資助網路已經根深蒂固。
正如《關注西方伊斯蘭主義》（Focus on Western Islamism）作者薩姆·韋斯特羅普（Sam Westrop）最近發現的那樣，超過2.6億美元的資金通過美國國內稅收法501C系統被送到美國境內與哈馬斯結盟的慈善機構，這些資金來自企業基金會，員工捐贈計畫，黨派社群團體以及一大批有實力的伊斯蘭主義捐贈基金會，這些基金會利用基本上不受監管的非營利行業。
2.6億美元，試想一下哈馬斯將如何運用這筆錢。
允許這種現象發生是可恥的，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西方領導人未能理解伊斯蘭主義的真正本質，而且20多年過去了仍舊對其毫無所知。
說回到荷蘭，我最近與我的荷蘭老朋友伊芙琳·馬庫斯（Evelyn Marcus）共同為《自由新聞報》（Free Press）巴里·懷斯（Barry Wise）撰寫了一篇文章，講述伊斯蘭主義如何毒害這個曾經偉大的國家。這裡舉幾個例子。
始於2000年在以色列發生的第二次大起義（Intifada）期間，來自摩洛哥和其他北非國家的穆斯林移民出於「團結巴勒斯坦人」的意圖，開始在阿姆斯特丹和歐洲其他地方毆打猶太人。我們的一些朋友受到了攻擊。一周又一周過去了，猶太人在前往猶太會堂的路上都被人扔石頭。然而這些罪行卻很少見諸報端。另一個例子是，在那之後的幾年裡，成千上萬的球迷在足球場上高喊「哈馬斯，哈馬斯，猶太人去毒氣室」已經司空見慣，其中一些是摩洛哥穆斯林移民的孩子，當時是紀念二戰死難者的兩分鐘默哀儀式。再比如，猶太人和「痼疾猶太人」成為阿姆斯特丹街頭流行的髒話，這不是發生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而是發生在阿姆斯特丹。
這種事情現在不僅在歐洲很常見，在美國也很常見。上周日，費城一 家名為金迪（Goldies）的餐廳遭到令人震驚的暴徒襲擊，這家餐廳的老闆是以色列廚師邁克爾·索羅門諾夫（Michael Solomonov）。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未來還有希望嗎？
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西方精英重新評估了他們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承諾。而即使有些領導人，比如英國前首相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前總理安吉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他們不贊同這種觀點的時候，也從未採取任何行動。他們沒有推行進取的同化計畫。他們也沒有改革移民政策。情況還是像以前一樣繼續。然而，多元文化主義的重擔終究落在了普通工薪階層和中下階層的人們身上，他們最後還是反抗了當權者，一個可以看到的例子，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在荷蘭取得驚人的大獲全勝。我將繼續以荷蘭為例。盡管政治和媒體領導人告訴公眾反對移民是仇外行為，但普通民眾注意到了他們國家的結構性變化，並感到沒有人充分徵求過他們的意見。
20世紀60年代，有6萬名穆斯林生活在荷蘭。如今，這個數量約為120萬。而120萬還只是官方公佈的數字。我要告訴你們，對於官方資料要持審慎的懷疑態度。但我們就暫且 說是120萬。這是由於一系列的移民，庇護申請和較高出生率所造成的。你知道有多少猶太人生活在荷蘭嗎？不到5萬人。盡管政治精英告訴公眾要對伊斯蘭寬容以待，為了維護長久以來的宗教寬容傳統，但普通民眾卻看到伊斯蘭主義者在該國的積澱越發龐大，甚至荷蘭情報官員也提出了這一點。10月7日以色列遭襲事件之後，荷蘭街頭爆發了親巴勒斯坦示威活動，與其他地方一樣，有時還會發生暴力事件，這可能是導致威爾德斯獲得壓倒性勝利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在10月6日的投票中獲得了12個席位，選舉後他在議會150個席位中獲得了37個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威爾德斯的選民並不符合粗略認定的刻板印象。在年齡介於18歲至35歲之間的選民中，他贏得的選票比任何政黨都多。
所以或許還有希望。
普通民眾正在抵制以前的主流自由主義共識。或許以前的精英們將會開始傾聽民意。當選民抱怨移民聚居區中婦女實際上被奴役，或者他們的社群和體育中心被改建成伊斯蘭主義總部時，政客們將再也不能把選民斥為種族主義者。他們將再也不能沒頭沒腦地重複宗教寬容和多元文化主義的口頭禪。他們過去常說融合是雙向奔赴。至少我希望情況會是這樣。
上面講到的人口危機處境令人擔憂。恐怕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關於2050年歐洲將以穆斯林為主體的預測可能仍會落地成真。假如真的應驗，伊斯蘭主義者將會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已經扎根如此之深，遍及如此之廣，以至於他們對歐洲的願景將會被採納。卡達著名伊斯蘭傳教士尤素夫·卡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預測說，「我們將征服歐洲，我們將征服美洲，不是通過刀劍，而是通過伊斯蘭傳教。」
與此同時，西方社會仍在為那些按理說無法挽回的罪惡歷史而自我折磨。滲透到我們所有體制的覺醒革命者想要摧毀我們耗費數個世紀構建起來的一切。由於這種逐漸蔓延的文化自殺，西方完全無力抵抗伊斯蘭主義的威脅。相反，猶太人大屠殺發生僅僅80年後，我們就允許反猶太種族滅絕暴徒及其辯護者在我們的街道上肆意橫行。當Z世代的抖音用戶像白癡一般吹捧本·拉登的邪惡叫囂時，本·拉登一定在水底樂開了浪花。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敲響警鐘，並重申給我們所有人帶來巨大益處的猶太基督文明的西方價值觀。
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反對我們精英階層在制定政策時執迷不悟。
我們必須對我們的信仰傳承感到自豪。
我們必須始終捍衛。
我們必須向Z世代表明，如果伊斯蘭主義者獲勝，世界將變成一個反烏托邦。
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數個世紀以來西方價值觀所構建的世界遠比伊斯蘭主義者的地獄般的願景優越得多。
我們還必須選出了解西方正面臨的生存危機並願意就此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領導人。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問心無愧地為我們的價值觀而戰鬥。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拯救西方。我已經看到過我們的社會走向另一條岔路的結局。我曾經生活在那個伊斯蘭反烏托邦的世 界裡。我不希望看到我們的社會在可怕錯誤上重蹈覆轍。
1992年，我找到了這個美好社會，無限改善了我的生活，但現在這一切似乎要在我們眼前消失殆盡。趁為時未晚，讓我們趕緊行動起來。
這篇文章翻譯自在線視頻「The Escape from Islamic Extremism: Ayaan Hirsi Ali's Journey of Awakening」的3：10至2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