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抄本的命運變遷

如今，梵蒂岡抄本被當作頂級的聖經手稿，但並非歷來如此。

易安庭（An-Ting Yi）（https://textandcanon.org/articles/?authors=ayi）

錢德勒·尼克（Chandler Nick）拍攝的梵蒂岡抄本複寫照片

2024年8月6日

梵蒂岡圖書館（Vatican Library）保管的眾多珍貴寶藏中，有一份四世紀的希臘語聖經手稿，圖書排架號標記為「梵蒂岡希臘1209」（Vaticanus Graecus 1209）（https://digi.vatlib.it/view/MSS_Vat.gr.1209）。許多人將這份古老的手稿稱為「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聖經學者通常用大寫羅馬字母B或兩位數位03（或兩者的組合）作為該抄本的引用標準。這份手稿被普遍視為重建希臘語新約聖經的核心證明文本之一。得益於數字時代的到來以及梵蒂岡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慷慨付出和努力，自2015年以來，任何人都可以足不出戶，通過簡單的在線搜索來查看這份精美的手稿（https://digi.vatlib.it/view/MSS_Vat.gr.1209）。

然而，從歷史上看，這些結果並非被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這份手稿長期以來並未被視為重要證明文本，其年代不詳，獲取途徑有限，其名稱也不是「梵蒂岡抄本」。如何解釋這些變化？接下來，我將突出強調梵蒂岡抄本歷經多個世紀的命運變遷中幾個更有趣的方面。

從被篡改的證明文本到權威核心

這份手稿之所以引起學術界關注，是源於著名的荷蘭人文學者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公元1521年，他收到了他在羅馬的密友保羅·邦巴斯（Paolo Bombace，1476-1527）的一封信。他告訴伊拉斯謨，教宗圖書館中一份用非常古老的文字寫成的希臘語手稿沒有包含「約翰夾註」（Comma Johanneum）（約翰一書5：7中關於三位一體段落）。多年後，伊拉斯謨遇到了西班牙學者胡安·吉恩斯·德·塞普爾韋達（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1490-1573），後者成為了他的眾多反對者之一。塞普爾韋達撰文反對伊拉斯謨的希臘語新約項目（https://textandcanon.org/erasmus-and-the-search-for-the-original-text-of-the-new-testament/），他引用了梵蒂岡圖書館中一份與伊拉斯謨譯本有數百處差異的古代手稿。我們今天知道他引用的是梵蒂岡抄本。

塞普爾韋達還指出，梵蒂岡抄本的文本類似於拉丁武加大譯本（Latin Vulgate）表面下的希臘語文本，從而支持拉丁語考據傳統的可靠性，反對伊拉斯謨在其他希臘語手稿的基礎上所做的新的有爭議的拉丁語翻譯。作為回應，伊拉斯謨堅持認為他編輯的希臘語和拉丁語文本優於梵蒂岡抄本和武加大譯本中的文本。為了捍衛他偏愛的文本，伊拉斯謨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假設，即梵蒂岡抄本以及其他類似的證明文本一定是根據武加大譯本的文本進行了更正，因此對他的譯本來說用處不大。

伊拉斯謨的提議被稱為「拉丁化理論」（Latinization theory），並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成為主導地位。因此，伊拉斯謨之後的大多數學者對梵蒂岡抄本不予理會。盡管它年代久遠，但它被視為一份「拉丁化的」和被篡改的證明文本。

這種標籤一直揮之不去，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由於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從手稿評估方式的角度來看，範例得以轉換，學者們開始從另一個視角看待這份手稿。德國古典學者卡爾·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和他於1831年出版的《希臘語新約聖經》可以被視為文本批判研究的分水嶺。拉赫曼高度評價梵蒂岡抄本，認為它與拉丁語傳統的相似性不是由於被篡改而導致的，而是標誌著兩者出自一種普遍共用的、古老的資料來源。結合他同時代人的其他見解，拉赫曼的言論成為現代批判學術的基礎。

讓梵蒂岡抄本與眾不同的一大特色是它包含了舊約和新約。

複寫照片由錢德勒·尼克（Chandler Nick）拍攝

結果是，在編寫希臘語新約的後續譯本時大量使用了梵蒂岡抄本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劍橋文本批判家布魯克·福斯·韋斯科特（Brooke Foss Westcott）（1825-1901）和芬頓·約翰·安東尼·霍特（Fenton John Anthony Hort）（1828-1892）於1881年出版了具有影響力的《原始希臘語版新約》（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他們在書中確信我們的手稿應該被視為所有可保留的資料來源中最好的證明文本。借助韋斯科特和霍特的文本，梵蒂岡抄本對許多當代本地語言新約譯本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從篩選資料到完全訪問

伊拉斯謨的拉丁化理論並不是說服後來學者的唯一因素。難以獲取資訊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互聯網和數位化成為常態之前，查考手稿是耗時費力的工作，並且代價不菲。你必須前往某個手稿的保存地，通常是圖書館或修道院，並留在那裡研究手稿。這帶來了各種挑戰，有時包括查閱材料時遭到拒絕。梵蒂岡抄本的研究也不例外。

長期以來，只有少數獲得梵蒂岡當局授權的特權人士才能看到梵蒂岡抄本。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羅馬以外的學者幾乎不曾知曉關於這份手稿的相關資料。尤其是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葉，他們通常不得不依賴法蘭西斯庫斯·盧卡斯·布魯根西斯（Franciscus Lucas Brugensis）（1548/9-1619）於1580年出版的一本書，其中有大約二十條關於該手稿新約文本的注釋。

然而，資訊並不總是精準無誤，更重要的是，這些資料是有選擇性的。盧卡斯·布魯根西斯旨在說明拉丁語武加大譯本的可信度，因此他對我們手稿的引用主要涉及那些支持拉丁語翻譯的情況。他的資料肯定反映了這一點。之所以選擇這些引用，是基於他對梵蒂岡抄本和拉丁語傳統之間的相似之處的特殊興趣。

因此，學者能夠從梵蒂岡抄本獲得的資料來源也只是經過「篩選」的資料集。從本質上講，這些經篩選的資料僅證實了伊拉斯謨提出的假設，即這份手稿是拉丁化程度很低的證明文本。

在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曾有許多人嘗試核對整理這份手稿，但這一目標鮮有達成。幸好安德莉亞斯·伯奇（Andreas Birch）（1758-1829）在羅馬逗留期間嚴密查考了這份手稿並收穫頗豐。隨後，他於1788年出版了一本製作精良的希臘語新約福音譯本《四福音希臘語版》（Quatuor Evangelia Graece）。根據個人查考，它包含了梵蒂岡抄本文本變體的首批出版集合，以及對手稿特色的長篇介紹。

伯奇的貢獻對新約批判研究來說意義重大，因為它使得學者們能夠採用文本批判界所熟知的古代手稿之一。此外，他還是第一位讓公眾意識到手稿中沒有傳統的馬可福音結尾的批判家：梵蒂岡抄本在馬可福音16：8（「因為她們【婦女】害怕」）便結束了，隨後是簽名，標誌著這卷書的完結。

直到那個時候，學者們還沒有從任何希臘語手稿中找到確鑿的證據來支持教父著作研究的證據，即一些手稿在馬可福音16：8處結束了（例如，尤西比烏斯（Eusebius），《致馬力諾一書》（to Marinus 1））。這個唐突的結尾後來被認為是批判文本，從而大大改變了我們對這本福音書敘述的理解。但直到伯奇時代，除了梵蒂岡圖書館以外，只有極少數學者知曉這份關於這一結尾的重要的第四世紀證明文本，更不用說考慮以此作為這卷福音書的結尾了（https://textandcanon.org/a-case-against-the-longer-ending-of-mark/）。

從身份不明到「梵蒂岡手稿」

我要談的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是「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這個名字本身。如今，人們頻繁應用這個名字來指代這部偉大的希臘語聖經手稿。然而，就像對其文本的評估一樣，這個名稱也歷經時代變遷。例如，當約翰·米爾（John Mill）（1645-1707）在編寫他的希臘語新約譯本時，他對我們這份手稿的引用並不一致。他對此有著各種各樣的稱呼，「梵蒂岡手稿」、「梵蒂岡希臘語手稿」、「古代手稿」，甚至「梵蒂岡圖書館的某部手稿」。

由於米爾不得不依賴二手資料來源，他並不完全確信自己參考了多少梵蒂岡手稿，也不確定是否只有獨一份的古代手稿對應了所有參考資料。在難以獲取資訊的時代，學術著作中在歸屬出處時錯漏百出，難以核實。

韋特斯坦（Wettstein）的第一版（1751年）的扉頁。照片來源（https://vuntblog.blogspot.com/2011/10/wettsteins-novum-testamentum-graecum.html）

後來，人們對手稿的了解逐漸增多，十八世紀有越來越多的零碎資訊可供查閱。約翰·雅各·韋特斯坦（Johann Jakob Wettstein）（1693-1754）在他的1751-1752年譯本中為所有已知的希臘語新約手稿創建了一個編號體系。就在那時，我們的手稿被分配了字母B，這一慣例一直延續到今天。

韋特斯坦的命名也為這份手稿形成獨有特色做出了貢獻，使它成為羅馬最著名的希臘語聖經抄本（法典）。在十九世紀交替之際，拉丁語術語「Codex Vaticanus」（梵蒂岡抄本）（其字面翻譯為「梵蒂岡手稿」）似乎已成為英語學術文獻中對我們手稿的一致引用。該術語專門用於這一手稿，表明學者意識到了其重要性和優越性。如前所述，從那時起這將成為該手稿的標準名稱。隨著對其重要性的評估持續走高，對其文本的應用更加廣泛，梵蒂岡抄本最終成為所有新約證明文本人中最出類拔萃的手稿。如今，它仍然在眾人心中佔據這一地位。

結論

這樣的調查考據可以防止我們對先前的學術研究做出過快的評判。

我們能從這段獨特的歷史中學到什麼？追溯多個世紀以來人們對於某個特定手稿的使用和認知，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我們今天立場的基礎和根源。它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背景。這樣的調查考據可以還防止我們對先前的學術研究做出過快的評判，尤其當我們不了解過往的批判家所面臨的歷史背景和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過往學者認為梵蒂岡抄本不重要。

在某種程度上，對梵蒂岡抄本看法的轉變是個很好的例子，展示了新約文本批判這一學科的進化發展。對這一多方面變化的研究也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在數字時代何其榮幸。能夠隨時隨地不受限制地全面訪問這一權威的證明文本，是一種巨大的恩賜。

易安庭（AN-TING YI）（https://textandcanon.org/articles/?authors=ayi）

安庭（An-Ting）（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宗教與神學學院文本與傳統系的助理教授。他是《從伊拉斯謨到瑪伊烏斯：新約文本學術中的梵蒂岡抄本的歷史沿革》（From Erasmus to Maius: The History of Codex Vaticanus in New Testament Textual Scholarship）（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isbn/9783111453613/html）一書的作者。

這篇文章翻譯自AN-TING YI的在線文章「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Codex Vaticanus」

https://textandcanon.org/the-changing-fortunes-of-codex-vatica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