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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女權主義幻想
伊斯蘭的女權主義幻想
為什麼說「穆斯林女權主義」存在根本性缺陷？
2025年1月3日
朱莉·賓德爾（Julie Bindel）（https://courage.media/author/julie-bindel/）
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我從17歲起就參與制止男性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運動，我對以宗教和文化的名義實施的許多不同形式的侵犯人權行為很熟悉。
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之後，我越來越意識到，與其他主流宗教相比，伊斯蘭在對傷害婦女的信仰和習俗方面享有豁免權。我以為所有的女權主義者都會義憤填膺，大聲疾呼— 但我錯了。事實上，許多婦女似乎願意把自己捆綁起來，努力相信「穆斯林女權主義」是個東西。
左派把一切都歸咎於西方的傾向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抵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由。作為一名終身女權主義者和左翼人士，我長期以來一直對那些聲稱為婦女權利而奮鬥卻屈服於伊斯蘭法西斯男人的人深感失望。在英國、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這些女性支持伊斯蘭法庭、佩戴全臉面紗、（接受）包辦婚姻、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公共場所的性別隔離。支持傳統伊斯蘭不僅與女權主義背道而馳，甚至也與最基本的男女平等背道而馳。
克里斯汀·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是著名的女權主義知識份子，1977年與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共同創辦了《新女性主義問題》（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雜誌。她是女權主義組織「解放女性主義運動」（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MLF）的長期成員。（就算）擁有如此無可挑剔的資歷，人們依然可能會認為德爾菲會反對這種歧視女性的做法，比如要求女性遮蓋起來以顯得「端莊」—但事實並非如此。德爾菲認為，那些認為面紗是壓迫婦女的象徵的女權主義者是伊斯蘭恐懼症患者。2015年，德爾菲在《衛報》的一篇文章中（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womens-blog/2015/jul/20/france-feminism-hijab-ban-muslim-women）寫道：「白人女權主義者應該接受（戴面紗的）女性想要根據自己的情況發展自己的女權主義，這種女權主義會考慮到她們的伊斯蘭文化。」
在不久遠的過去，我從來沒有想到女權主義者可能要麼支持伊斯蘭主義，或者過於懦弱而不敢譴責伊斯蘭主義。2006年，在我意識到存在有組織的男性團伙為了經濟利益和個人享樂而虐待女童的現象數年後，我向《衛報》（Guardian）投遞了一篇關於這個話題的報導。我 從一位警方聯繫人那裡聽說，三年前，一個名叫夏琳·唐斯（Charlene Downes）的14歲女孩從她位於英格蘭西北部貧困小鎮布萊克浦（Blackpool）的家中失蹤。人們一直沒有找到她，但人們知道，在她失蹤之前，她曾被幾個在鎮中心一個名為「巴基胡同」（Paki Alley）的地區經營外賣店的男子虐待過（經營這些外賣食品店的許多人是中東和南亞人）。
當時的特稿編輯、也就是現在的主編凱瑟琳·維納（Katharine Viner）最初拒絕了這篇報導，她告訴我，她認為我們會被視為種族主義者，因為我們發表的這篇報導既探討了該地區普遍存在的兒童性虐待問題，也探討了參與犯罪的少數族裔男性居多的問題。我把這篇文章交給了《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Magazine）雜誌上，次年這篇文章就發表了（https://archive.org/details/mothers-of-prevention）。五年後，《泰晤士報》（The Times）聲稱自己「揭露了」英格蘭北部亞裔團伙幫派的「故事」。
部分由於自由左派人士擔心觸怒多元文化主義者而拒絕討論誘拐團伙現象，真正的種族主義者利用這一事件大做文章，將其歪曲到無視兒童性虐待的地步，轉而講述移民問題。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的文章發表後不久，我的名字就被添加到「伊斯蘭恐懼症觀察」（Islamophobia Watch）（https://www.islamophobiawatch.co.uk/?s=Bindel&submit=Search）網站上，該網站是由白人、男性、強硬的左翼分子創辦的，他們認為對伊斯蘭的任何批評都源於偏見和種族主義。多年來，每當我寫文章或談到全臉面紗、伊斯蘭教法法庭、女性生殖器切割或強迫婚姻的恐怖時，這都是第一次被光榮提及。
雙子塔遇襲時，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於2000年被任命為倫敦市長。利文斯通一直擔任市長直到2008年。「伊斯蘭恐懼症觀察」的創始人之一鮑勃·皮特（Bob Pitt）曾是利文斯通的新聞官員，我們可能還記得，利文斯通與伊斯蘭教士優素福·卡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有著密切而極其友好的關係，卡拉達維曾為自殺式爆炸和迫害同性戀者辯護。
作為一個自1977年以來就公開出櫃並以此為傲的女同性戀者，我對 那些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酷兒」（同性戀，怪異）人數之多感到震驚，甚至超過了受到他們攻擊和威脅的同性戀者。
2011年，18歲的穆罕默德·哈斯納特（Mohammed Hasnath）張貼貼紙，宣稱倫敦東區是「無同性戀區」，並引用了古蘭經中的經文。他後來被逮捕了，被判犯有擾亂公共秩序罪，被罰款100英鎊。在這之後不久，我簽署了一封作為新聞稿發表的信（https://www.thepinknews.com/2011/06/10/gay-rights-campaigners-call-for-mosques-to-ban-anti-gay-speakers/）。他的臉書頁面繼續顯示出對原教旨主義的同情；例如，哈斯納特把謝赫·哈立德·亞辛（Sheikh Khalid Yasin）列為他感興趣的人之一—根據記錄，此人曾辱罵「同性戀者」並稱他們應被處死。
「伊斯蘭恐懼症觀察」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卻截然不同（https://www.islamophobiawatch.co.uk/muslims-the-lgbt-community-and-anti-hatred-laws/）：「賓德爾和她的朋友們試圖讓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群體與穆斯林群體對立起來，謊稱法律偏袒穆斯林群體，從而與英格蘭防衛聯盟（EDL）自己的反穆斯林宣傳（https://casualsunited.wordpress.com/2011/06/03/imagine-if-these-stickers-had-declared-a-muslim-free-zone-someone-would-be-doing-two-years-prison/）不謀而合。簡而言之，他們破壞了對法律進行任何真正修改的前景，同時也讓極右翼的謊言變得更加可信。」
根據「伊斯蘭恐懼症觀察」的說法，錯誤在於抗議案件結果的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而不是哈斯納特的恐同偏見。當然，對於今天支持哈馬斯的巴勒斯坦同性戀者（https://www.instagram.com/queers.for.palestine/?hl=en）來說，這個例子顯得相當溫和。
然而，多年來，我一直試圖與敬虔的穆斯林婦女接觸，試圖向那些相信穆斯林女權主義概念的人證明，應該再想一想。經常會有可笑的結果。
2014年，我接受邀請，在一次題為「伊斯蘭教還是女權主義」的活動中與反女權主義的伊斯蘭主義者扎拉· 法里斯（Zara Faris）（https://zarafaris.com/）展開辯論：「哪一個真正解放了婦女？」這場活動（原定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舉行）的廣告還 沒發佈，社交媒體上就貼出了一份請願書（https://www.change.org/p/muslim-debate-initiative-ban-islamophobic-transphobic-speaker-julie-bindel-from-your-event-on-friday-28th-nov），「禁止伊斯蘭恐懼者、跨性別恐懼者的演講者朱莉·賓德爾參加11月28日星期五的活動」。請願書稱我「以[我的]伊斯蘭恐懼症、跨性別恐懼症和雙性戀恐懼症觀點而聞名，因此不應被允許在有關伊斯 蘭和女權主義的辯論中發言。」
請願書是由一名當時參與學生政治的女性發起的，現在她稱自己是「一名巴基斯坦血統的非二元殘疾穆斯林同性戀者」，她似乎是一名監獄廢除主義者，尋求「為所有邊緣化群體非刑罪化和解放」。倫敦大學東方非洲研究學院取消了我們的活動，活動在另一個地點繼續進行。法里斯告訴觀眾，家庭暴力在女同性戀關係中比在異性戀關係中更為普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謊言（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rimeandjustice/bulletins/domesticabuseinenglandandwalesoverview/november2023）。我意識到我被法里斯利用了，讓她有機會在平台上散佈這種帶有偏見的胡言亂語。
「倫敦大學東方非洲研究學院取消了我們的活動，活動在另一個地點繼續進行。法里斯告訴觀眾，家庭暴力在女同性戀關係中比在異性戀關係中更為普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謊言。」
同年，在一次關於強姦和刑事司法系統的會議上，我被一群主要是白人的闖入者大聲斥責。他們得知我在一家全國性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https://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2424073/Why-fellow-feminists-shamefully-silent-tyranny-veil-asks-JULIE-BINDEL.html），質疑問道：「為什麼我的女權主義同道中人對面紗的暴政保持羞恥的沉默？」我問她們是什麼冒犯了她們，並指出無數前穆斯林婦女譴責面紗，但她們顯然沒有讀過我寫的任何一個字。
停止戰爭聯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反法西斯聯盟（Unite Against Fascism）、伊斯蘭恐懼症觀察和（謝天謝地，現在已經解散了）尊重黨（Respect Party）都讓持不同政見者噤聲，並為伊斯蘭主義辯護，將其視為對「穆斯林」的保護。也許學生們讀過這些組織的宣傳品。
就算是出生在穆斯林家庭的女性，如果膽敢譴責伊斯蘭，也會被貼上伊斯蘭恐懼症的標籤。她們經常受到攻擊。對一些人來說，白人社會主義男性（和女性）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前穆斯林女權主義者大喊大叫，稱他們為偏執狂和法西斯主義者，被視為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2015年，「全民一部法（One Law For Al）」的創始人瑪麗亞姆·納馬齊（Maryam Namazie）（https://maryamnamazie.com/）在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根據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發表演講時，遭到了藍翼（blue-fringed）「進步派」學生的攻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本應在華威大學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在該校學生會舉辦的活動上發表演講。學生會最終撤銷了這一決定。
2015年12月，納馬齊在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大學發表了關於褻瀆和叛教的演講，但由於戈德史密斯伊斯蘭協會的幾名男子趕到現場，並開始對演講者的講台大喊大叫和投擲東西，演講被迫中斷。伊斯蘭協會（Islamic Society）表示，納馬齊在校園的出席侵犯了他們的「安全空間」。當一名女學生試圖進行干預時，這些男子大聲叫她「坐下」。
納馬齊於1980年逃離伊朗，是一名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她曾 講述伊朗婦女遭受虐待的情況，並為結束伊斯蘭教法而奔走呼號。他一些女權主義者也同樣成為了攻擊目標，比如令人尊敬的尼姆科·阿里（Nimco Ali）（https://thefivefoundation.org/nimco-ali-obe/），她通過開展運動結束了女性外陰殘割的做法，從而帶來了切實的改變。
「伊斯蘭恐懼症」這個詞是伊斯蘭主義者發明和使用的，目的是阻止人們辯論，阻止人們從伊斯蘭中解放出來。
在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某些假冒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極左分子似乎願意為伊斯蘭主義—甚至伊斯蘭教法庭—辯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些人應該確保伊斯蘭法西斯永遠無法掌權。
這篇文章翻譯自Julie Bindel的在線文章「Islam’s Feminist Fant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