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古蘭經之辨

審視穆斯林護教學（上篇） 

詹姆斯 R.懷特（James R. White）著

本文最初發表於《基督教研究期刊》2003 年第 25 卷第3 期。如需了解更多資訊或訂閱《基督教研究期刊》，請訪問： http://www.equip.org

摘要

當基督徒面對伊斯蘭的護教言論時，話題很快就會轉向終極權威的來源。穆斯林被教導聖經是不可信的，許多人認為其文本已遭到篡改。而事實上，在文本研究和文本完整性問題上，與聖經相比，古蘭經才存在不足。基督徒認為，對聖經歷史的研究越深入，其文本的確定性就越強。基督徒鼓勵對聖經進行文本研究和新手抄本的發掘，而穆斯林則對研究其自身經典的歷史興趣寥寥，更傾向於堅守傳統觀點，認為古蘭經的現有版本是完美無缺的。由於許多基督徒對聖經文本傳承歷史存在誤解，他們在面對針對聖經文本的攻擊時，往往會陷入被動。因此，基督徒需要有能力捍衛聖經文本的完整性，並利用這兩種宗教經典之間的鮮明對比，作為傳講耶穌基督真理的一種途徑。

1999 年 5 月，一群基督徒與穆斯林在紐約州賽奧西特的聖經浸信會教堂齊聚，就「新約是否教導基督的神性？」這一問題聽取辯論¹。伊斯蘭宣教中心的哈姆扎·阿卜杜勒·馬利克（Hamza Abdul Malik）代表穆斯林方立場，我則代表基督徒方立場。很快便可明確，馬利克的核心論點並非「如今流傳的新約否認基督的神性」，而是「所有可用來支持這一教義（指基督神性）的經文都是後來添加的內容，即對『原始』新約文本的篡改」。然而，當被要求提供新約手抄本形式的文獻證據來支撐這一主張時，馬利克卻告知在場聽眾，他無法指出具體是哪些手抄本，「但它們確實存在」。

此次交鋒清晰地表明，基督徒相信聖經具有神的默示性與神聖保全性，這一信仰對各類護教及佈道工作而言，具有基礎性意義。基督的屬性是恰當地傳講福音的核心所在。然而，穆斯林否認關於基督的啟示性真理，並質疑這些真理所依據的聖經文本的準確性。他們試圖將「聖經的諸多謬誤」與「完美的古蘭經」進行對比。在本文中，我們將把穆斯林提出的「聖經長期以來已遭篡改且自相矛盾」這一主張，與他們所宣稱的「古蘭經不僅在默示方面完美無缺，在保全方面亦同樣完美」進行對比分析。

如今，任何基督徒都無法再忽視伊斯蘭的主張；對古蘭經及伊斯蘭信仰教義一無所知，也不再是明智之舉。鑒於各方對基督教經典的持續抨擊，基督徒若不能扎實且準確地了解神是通過何種方式將祂的話語賜給我們，也不明白為何這話語值得信賴，那麼他們就無法有效地傳揚自己的信仰。

聖經與古蘭經的對比

聖經和古蘭經都被稱作「聖書」，雖都被稱作「聖書」，但這兩部典籍存在顯著差異。古蘭經中包含許多明顯源自聖經的故事，然而兩部文本之間的差異遠大於相似之處。

聖經

聖經包含了多種不同的寫作形式，包括包含多種不同的文體：歷史體、教誨體、先知體、詩歌體、啟示錄體和寓言體。在約 1500 年的時間裏，眾多作者共同完成了聖經的創作²。這些作者使用不同的語言，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所處的世界歷史時期也截然不同。盡管如此，基督徒仍堅信這些作者的作品是「神所默示的」— 實際上，就是神的話語（馬太福音 22：31；提摩太後書 3：16—17；彼得後書 1：20—21）。

基督徒始終希望看到他們的經典廣泛傳播，並被翻譯成盡可能多的語言³。他們相信，即使福音的信息被翻譯成聖經成書時尚未存在的語言，它依然是神的話語。基督徒也相信聖經的原始手抄本是受神默示的，但他們並不認為後續的抄本也具有默示性。他們認為，神對聖經文本的護理性保守，體現在信仰早期幾個世紀中所產生的、數量豐富且內容一致的手抄本中，而非存在於某一份單一手抄本或「受默示的版本」裏⁴。

長期以來，基督徒堅信神會保全聖經文本，這種信心使得基督徒學者願意投入精力，對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最早的手抄本進行細緻研究。因此，基督教學術界既期待能有更多古代聖經手抄本被發現，同時也對聖經文本的準確性抱有越來越強的信心。

古蘭經

另一方面，據說古蘭經的形成時間非常短暫（不到三十年）。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所誦讀的內容是神（真主）通過降示賜予他的，聽到這些內容的人會將其記誦下來。早期，其中一些內容也被記錄成文。這些內容並非穆罕默德自己的話語，而是由神所賜予的。據說就連古蘭經的編排方式也源自神。該書以「蘇拉」（即章節，surahs）為單位編排，章節順序按篇幅從長到短遞減排列。

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在伊斯蘭早期的歷史中，曾有過一場運動，試圖讓人們對經文進行更廣泛的解讀和理解，但穆斯林正統派最終採納了這本書「不可模仿」的觀點。只有以阿拉伯語原文的形式存在，它才是完美的，而將這部經文翻譯成其他語言則被視為最多只是某種注釋，最壞的情況則是不明智或不虔誠的行為。因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會用他們大多數人並不理解的語言來背誦古蘭經。那些明白阿拉伯語的人承認這部經文並不容易理解，而且對於古蘭經中大部分內容的閱讀存在極大的困惑。

從定義上講，相信古蘭經完美無缺這一觀點，本身就排除了人們對其早期手抄本進行研究的興趣—因為即便只是認為早期手抄本可能與現代版本存在絲毫差異，也會被視作不虔誠。對穆斯林正統派而言，如今以阿拉伯語形式存在的古蘭經，與穆罕默德去世後數十年間形成的版本完全一致。正是在這一時期，第三位哈里發奧斯曼（公元 644—656 年）編訂了古蘭經的「官方」版本⁵。

對手抄本發現的態度

基督教學者與伊斯蘭學者在態度上的顯著差異，可通過 1972 年發現的薩那（Sana）古蘭經手抄本得到最佳印證。當時，工作人員在也門薩那修復一座清真寺時，偶然在寺廟屋頂的建築結構中發現了一批古蘭經手抄本。這些手抄本被裝在麻袋裏，若不是也門文物局的一名官員意識到其價值，它們或許會一直留在那裏。該國沒有學者能夠研究這批珍貴的發現，因此這位也門官員請來非伊斯蘭的德國學者提供協助。在最初發現近十年後，德國學者格爾德-呂迪格·普因（Gerd-R. Puin）才被允許花大量時間研究這些手抄本。此外，僅有另一位學者獲准有較多時間對其進行研究。直到 1997 年，這批手抄本的 3.5 萬張微縮膠片圖像才最終獲准運出該國，供其他人研究這些資料。

薩那古蘭經手抄本的發現對古蘭經研究具有重大意義，至少對那些希望從古蘭經所有實際歷史形態來研究它的人而言是如此。對該發現的初步研究表明，其中包含了一些已知最早的古蘭經相關文獻。這一發現還證明，無論是在文本的解讀還是編排順序上，它都與如今的古蘭經存在差異—而這在傳統伊斯蘭教義中是難以想像的。

當涉及聖經的類似發現曝光時，基督徒學者們幾乎會爭相獲取研究這些手抄本的機會。這類發現會引發極大的興奮。然而，伊斯蘭中並不存在這種興奮感。兩者的對比十分顯著。基督徒希望有越來越多的線索能揭示其經典最早手抄本的真相，而穆斯林卻常常極力反對所有這類對古蘭經歷史的探究。

1995年，埃及一家法院將阿布·宰德（Abu Zaid）定為叛教者，根據伊斯蘭法律，他的妻子被勒令與其離婚。他和妻子隨後逃往荷蘭。他的「罪行」是什麼呢？宰德竟敢寫下一個許多其他穆斯林學者明知為實（卻不敢公開表達）的結論。他認為古蘭經是一份文學文獻，理應以文學文獻的標準對其進行研究。跳出嚴格的穆斯林正統教義框架研究古蘭經，可能會非常、極其危險。人們只需提及拉什迪（Rushdie）的名字，便能聯想到就先知或古蘭經發表「冒犯性」言論可能招致的後果。難怪如今在穆斯林國家，許多與古蘭經原始形態直接相關的古代文獻仍未得到研究。因敢於質疑關於古蘭經的正統觀點而擔心被指控為叛教者，是這些文獻至今仍被隱匿的主要原因。

穆斯林文稿主張

與此同時，伊斯蘭護教者樂於提及聖經手抄本中存在文本異文的情況。只需在互聯網上快速搜索，就能找到數十個網頁，其中充斥著關於聖經「篡改」程度的極端言論。這些內容的作者絕大多數對所涉及的問題缺乏實質性理解，相反，他們試圖通過聳人聽聞的表述，向普通穆斯林傳遞關於聖經文本傳承的嚴重失實資訊。他們引用基督教學術來源的內容時，不提供上下文，還附上極度誇張的評論，所得出的結論遠超被引用學者會支持的範圍。他們完全不區分內容連貫、符合歷史的資料與內容矛盾、違背歷史的理論性資料。整體而言，伊斯蘭護教文獻的可信度，甚至遠不及耶和華見證人會（守望臺聖經與單張書社協會）或其他類似邪教組織著作中那種勉強維持的完整性⁶。然而，其龐大的數量往往會給目標受眾留下「內容必定為真」的印象。

伊斯蘭方面有一份相關論述，正是針對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同一批評—即伊斯蘭回避對古蘭經古代形態進行有意義的探究。該穆斯林作者雖聲稱伊斯蘭對古蘭經的研究有著悠久歷史，卻做出了一個明顯的坦白。他引用了一篇基督徒文章的內容，該文章稱：「具體而言，我們不妨問問，為何部分最古老的手抄本沒有被拍攝成照片公之於眾、供學者研究？為何不先從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手抄本、塔什干手抄本，以及開羅和大馬士革的兩份古老手抄本開始呢？它們並非如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奧斯曼時期的手抄本，但確實年代久遠。」⁷ 而這位穆斯林在回應時表示：「首先，既然我們已有直接源自先知時代的古蘭經文本，且事先知曉與之相關的異讀版本，為何還需要多此一舉，去查閱手抄本以核實異讀版本呢？」這番話不經意間印證了那篇基督徒文章的論點。

該作者接著列出了多條研究古蘭經的「規則」，當然，這些規則全都是在古蘭經成書很久之後才形成的，其目的是將如今的文本確立為可供誦讀和遵循的版本。但核心問題其實早已明確：「我們擁有直接源自先知時代的古蘭經文本」，本就是一個憑信仰認定的觀點，那又何必糾結於古代手抄本的細節及其至關重要的差異呢？對古蘭經完美無缺這一觀點的極力主張，根本就使得為其完美性構建有意義的護教辯護變得無從談起！這種態度與「唯欽定版聖經論」支持者的態度如出一轍—當面對眾多來自古代的紙草手抄本和重要安色爾（Uncial）字體文本時，他們會回應：「我們已有完美的欽定版聖經，因此研究這些古代文本會純屬多餘。」這種論證的迴圈性顯而易見。

可驗證性方面的巨大差異

基督徒學者歡迎新手抄本的發現，並樂於研究聖經的文本起源，而穆斯林則暗自希望古代古蘭經文本的發現不被人注意—這一事實為基督徒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護教工具。在與穆斯林的見證交流中，有價值的不僅是我們能對這類基於事實、公正客觀的研究結果抱有充分信心⁸；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理解並傳達它所指向的真理。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完美無缺」的宣稱，是一種無法用事實證據證明的信仰表述，而基督徒關於神保全了祂話語的宣稱則可以得到證實。基督徒不僅要理解這一真理，那些試圖向穆斯林宣揚賜生命福音的基督徒，還必須能夠清晰有力地表達它。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首先必須自己理解它。由於聖經文本長期傳承這一主題通常不包含在主日學課程中（盡管它本應被包含！），因此本文在此對這一至關重要的主題進行概述。

聖經文本的保全與保護

對於試圖將聖經可歷史驗證的傳承譜系，與古蘭經基於信仰卻無法驗證的完美性宣稱進行對比的基督教護教者而言，最大的障礙在於舊約和新約手抄本中存在文本異文。由於學者將任何差異都稱為「篡改」，穆斯林護教者便以此為據，稱聖經不可信。盡管古蘭經比新約晚成書超過半千年，但其最古老的手抄本中同樣存在文本異文。然而，正如我們所見，伊斯蘭神學不鼓勵研究這些異文，因為如今的古蘭經文本被視為不可侵犯。

任何文獻在長期傳承過程中，其文本都會出現異文。但這並不意味著原始文句已從手抄本傳承體系本身中消失或失傳⁹。指出文本異文的存在本身毫無意義，除非批評者能進一步證明這些異文導致了原始文句的丟失。而這一點，穆斯林護教者甚至從未嘗試去證明。他們只是利用「篡改」一詞在日常語境中的非學術含義來傳遞觀點，而這一含義與文本學者使用該術語時的特定含義並不相符。

我們來看看聖經手抄本的實際情況。神以不同方式保全了舊約和新約，這與兩者成書的不同方式相契合。舊約的保全機制與其漫長的成書時間相符，而新約的保全機制則與其較短的成書週期相對應。由於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爭議主要集中在新約中明確教導的教義上，因此伊斯蘭護教者的關注點大多集中在新約文獻上，而非舊約文獻。然而，無論是從新約成書年代較近這一點來看，還是從現存手抄本數量龐大這一情況來看，新約文獻無疑是最容易反駁「刻意篡改」這一指控的。

我們擁有超過 5300 份新約的原始希臘語手抄本。這些手抄本大多來自歷史較晚期（公元 10 世紀以後），但來自最初幾個世紀的文獻證據也確實十分豐富。除了作為新約原始文本主要證據的希臘語手抄本傳承體系外，我們還擁有希臘語翻譯成其他語言的版本，例如拉丁語和敘利亞語版本。最重要的是，這些手抄本來自當時已知世界的各個角落，而非某個集中的地區。接下來我們會發現，這一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穆斯林關於「篡改」的宣稱

正是這批手抄本（尤其是早期文本中呈現的內容），為基督徒提供了最有力的信心支撐，也構成了基督徒回應伊斯蘭對聖經攻擊的核心依據。穆斯林主張，新約文本曾被人刻意篡改：要麼是插入了耶穌和使徒們從未提及的教義（這也是我辯論中馬利克提出的觀點），要麼是刪除了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正統教義相悖的內容（例如「隱藏」約翰福音 14 章和 16 章中提及穆罕默德的內容）。但對穆斯林而言，難題在於如何解釋：鑒於新約文獻在羅馬帝國境內的傳播方式，這類插入或刪除操作究竟如何實現。

例如，我們來看看約翰福音的序言。這段經文（約翰福音 1：1—18）包含了極其重要的神學真理，其中提及了基督的神性、神的永恆本質、父與子的關係、福音、恩典、信仰、創造等等。假設公元 4 世紀末，敘利亞的某位宗教領袖希望通過刪除第一節中關於父與子永恆關係的內容，來「修改」這段經文。這種修改要如何實現呢？這位領袖或許能為約翰福音撰寫一個「新」的序言，並將其新版本的抄本分發出去，但遍佈羅馬帝國各地的那些已有的約翰福音手抄本又該如何處理？他或許不會在意這些手抄本，認為只需在自己的地區傳播修改後的抄本就夠了；但在這種情況下，會發生什麼呢？修改後的文本會取代原始文本嗎？

當然不會！從我們如今的視角來看待這種情況，結果顯而易見。我們擁有早於公元 4 世紀末的約翰福音手抄本。將這些早期文本與修改後的文本進行對比，就能清晰發現後來的篡改痕跡。此外，世界各地其他未被修改的文本會繼續被抄寫，因此某個地區出現的明顯篡改很容易被察覺。

文本的持久性

新約手抄本傳承體系展現出一種被稱為「持久性」的特質，即一旦某一文句進入這一傳承體系，便會一直留存其中。抄寫員在處理文本時極為謹慎，生怕在抄寫過程中「丟失」所抄文本中的任何內容。即便某位抄寫員可能犯下明顯錯誤，後續的抄寫員也會猶豫是否要修改或「糾正」他們所抄文本中已有的內容。這種持久性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盡管它意味著我們必須研究文本異文，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原始文獻的原始文句仍存在於手抄本傳承體系中。我們研究手抄本間的異文，並非在做徒勞無功的事，原始文句就在其中。這一事實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基督教解經家、牧師、學者和護教者面對批評者、穆斯林或其他非信徒時，可滿懷信心地說：「我們如今擁有的，正是使徒們很久以前所寫的內容。」我們可以坦然接納文本中那一小部分需要我們研究以還原原始文句的異文¹⁰。但這一「代價」微不足道，因為我們同樣能堅決且徹底地駁斥「文本曾被篡改以刪減或插入教義內容」的說法。

我們必須向質疑聖經真實性的穆斯林傳遞這樣一個真理：在世界歷史的長河裏，從未有過任何一個人、一個團體或一個教會，有能力走遍全球收集所有聖經手抄本，並按照穆斯林護教者所宣稱的那樣，對聖經文本進行刻意篡改。從歷史角度來看，要在整部聖經的數百段經文中大規模植入完整教義，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若要主張「基督神性」是被插入原本並無此教導的文本中，就必須完成這樣的操作。手抄本傳承體系本應留下這些篡改的清晰且確鑿的證據，但事實並非如此。

約翰福音 14 章中的穆罕默德

穆斯林護教者普遍宣稱，約翰福音 14 章和 16 章中耶穌關於聖靈的論述被人篡改，目的是將有關穆罕默德的預言從聖經中刪除。已有多篇長文撰寫成文，試圖證實這一指控¹¹。他們的論點是，「保惠師」（即聖靈）是被篡改後的表述，而原始用詞應為「periklytos」（意為「至高尊崇者」），所指的就是穆罕默德。

然而，只需花片刻時間思考事實，就會給出強有力的反駁。首先，穆罕默德於7世紀中葉去世，而我們擁有可追溯至2世紀的約翰福音手抄本殘片，完整手抄本的年代更是比穆罕默德所處時代早了400多年！既然如此，為何會有人在穆罕默德出現前幾個世紀，就篡改約翰福音的文本以隱藏關於他的預言呢？其次，無論是穆罕默德時代之前還是之後的手抄本，都沒有任何異文表明這段文本存在篡改。手抄本傳承體系中，沒有一絲可證實的證據能支撐這一說法。第三，文本的直白解讀，與穆斯林護教者給出的牽強解釋完全相悖—他們試圖將關於聖靈的論述扭曲為對穆罕默德的預言。盡管如此，伊斯蘭宣教者仍堅持宣稱，約翰福音「原本」包含關於穆罕默德降臨的預言。

與被誤導者的溝通

生活在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由於這些國家多以基督教某種形式為主流，他們因自身少數群體的身份，至少不得不接觸基督教信仰中某些方面的宗教主張。他們所獲取的關於聖經可信度的資訊，很可能並非來自有信仰且了解情況的基督徒，而是來自他們自己的社群—而這個社群並無動力去認真審視聖經文本傳承的相關事實。

這意味著，想要向穆斯林宣揚恩典福音的基督徒，必然會面臨一些需要掃清的障礙。當對方提出「古蘭經完美無缺」的主張時，基督徒必須指出，這一說法是缺乏依據的信仰表述。當對方宣稱「聖經文本已被篡改」時，熟悉相關問題的基督徒則能堅定地立足於真理，繼續傳講基督的教義。基督徒不僅可以承認聖經手抄本傳承中存在文本異文，還能扭轉話題方向，證明正是這些異文，使得神得以保全聖經、保護其免受穆斯林護教者所宣稱的那種大規模篡改。這種方法很可能會讓思想開放的穆斯林願意認真聆聽。

NOTES

1.         This debate is available in audio, video, and mp3 formats at http://www.aomin.org.

2.         I reject as unfounded and unverifiable redaction-based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origination of both Old and New Testament texts. German “higher-critical” thinking has led only to a denigration of the actual study of the texts of the Bible. It is derived from an antisupernatural worldview, which is directly at odds with a Christian worldview. I find far more reason to believe Moses wrote the Pentateuch than to believe the Graf-Wellhausen theory, which is nothing more than wishful thinking on the part of materialistic naturalists. The everchanging canons of redaction criticism can be used to “demonstrate” any theory an enterprising scholar wishes to see published.

3.         The suppression of such a desire through the enshrinement of the Latin Vulgate and the prohibition of “unguided” reading of the Bible in medieval Catholicism derived from the same unbiblical and non-Christian sources as the contemporary doctrine of purgatory,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Crusades.

4.         Exceptions to this are found in such widely divergent movements as Pope Sixtus V’s “infallible Vulgate” and the modern-day King James Only movement, both of which appeal to a standardized text rather than to the entirety of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In response to the King James Only movement, see my article, “Is Your Modern Translation Corrupt? Answering the Allegations of KJV Only Advocates,”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 18, 3 (1996): 20–27.

5.         The fact that Uthman had to undertake such a revision should indicate to the open-minded investigator that a need existed for the work, which immediately causes one to wonder why one should accept the final decision of Uthman. Such a revision, moreover, closes the door (outside of the examination of non-Uthmanian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Qur’an) to any meaningful claim to be able to trace the text beyond that point, all the way to Muhammad himself.

6.         Christian apologists at http://www.answering-islam.org have provided dozens of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factual error in the writings of Islamic apologists.

7.         http://www.answering-islam.org.uk/Quran/Text/criticaltext.html.

8.         I speak of factual and fair study in order to exclude the nonfactual and unfair study that marks such enterprises as the Jesus Seminar.

9.         The phrase “manuscript tradition” refers to the entire body of manuscripts of all languages of the same historical document; in this case, the New Testament.

10.     Many critics, from Islamic apologists even to Roman Catholic writers (see Robert Sungenis, Not by Scripture Alone [Santa Barbara, CA: Queenship, 1997], 254–55), will inflate the amount of textual variation so as to cast doubt upon the text of the Bible. They will list verses, instead of words, in order to inflate percentages. Not every textual variation, moreover, is even relevant; for example, many variants involve transposition of words, which rarely impacts translational meaning. Others include the spelling of a place name or the use of a synonym. Including these variants along with the truly important ones can mislead the person who is ignorant of the true textual pu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11.     These attempts are commonly found in Muslim apologetic writings and on their Web sites. They misuse every form of linguistic study, from acontextual miscitations of scholarly Christian sources to the most inane grammatical arguments. To see the lengths to which some go on this issue, see http://www.answering-christianity.org/prediction.htm.

這篇文章翻譯自James R. White的文章「EXAMINING MUSLIM APOLOGETICS (PART ONE): THE BIBLE VERSUS THE QU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