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盼望是好的，但總需要一點真相以作平衡。而近日有關中東及中亞的討論，則似乎希望太多，真相太少。

阿拉伯之春的持續期較評論員（如我：參這裡（http://pbrradio.com/episodes/archive/3862/want-to-succeed-in-business-heres-the-price-youll-have-to-pay））所預料的長，儘管如此，沒有誰覺得這會長期延續下去的。然而，讓吹捧得上天的「土耳其模式」則是另一回事。一直以來，這是人類達至多元文化社會的希望，是伊斯蘭的現代民主模式；想當年投資者奉勸趕快投身其中以免錯失良機，整個近赤道世界舉目觀看這個伊斯蘭現代化的新世界。但近日的鎮壓與起義慘劇，實在令眾人失望；其實這種事，只消稍稍借鑒歷史，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伊斯蘭不一定無力振興經濟的，但從歷史軌跡可見，伊斯蘭是主要令中東落後如斯的因素。據教我認識伊斯蘭經濟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教授Timur Kuran指，在中世紀時期，伊斯蘭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遠超基督教世界，然而至中世紀晚期，有事情發生了，造成日後伊斯蘭與西方世界差距愈遠；教授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裡陳明其見解。

如此分歧，是史家長久以來心中一大謎團：Kuran教授認為謎團之所以多年未解，因為史家傾向只探討政治史，忽略宗教史。因為政治史料易得，帝王與哈里發都有官方年紀；然而人民的宗教生活面貌則鮮有詳細記述的。而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宗教只是這些學者生活中的小部分因素，在他們眼中，宗教也只是他們所研究的人們的生活中的小部分因素，未必擔當重要角色。

無論如何，學者往往忽略伊斯蘭教法與經濟停滯之間的關係；現在Kuran教授已闡明這點，我們再不能視若無睹。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於1776年出版劃時代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時，即留意到伊斯蘭世界對收取利息的一系列禁戒，因而總結道，伊斯蘭世界的利率必定較西方世界高，因為禁取利的地方，就是叫放貸的人冒險，他們自會提高利率以補償風險。無論史密斯說法是否正確，伊斯蘭世界的確常陷於較高的利率。Kuran教授則認為，這誠然是導致諸穆斯林國家高息的因素之一，但卻只是個較小因素。

除借貸法以外，伊斯蘭遺產與公司法亦大大限制了資金巿場發展。伊斯蘭要求平均將資產分給所有男性後裔，也要求平均將資產分給女性後裔，只是量值是男性後裔之半。某程度上，制度本身已令累代資產累積很難發生，加上多妻制，則財富遭分薄的情況更嚴重。有錢人有時可達數十名妻子，數十名兒女。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父親第十名妻子之後，與四名兄弟姊妹同住。多妻，加上這樣按宗教強定下來的遺產制度，令伊斯蘭世界鮮有出現西方式的累代家族生意，然而那卻是世上許多成功大企業之基礎。

此外，伊斯蘭教法亦要求，若一個合伙生意的任何一名合伙人去世，則整盤生意必須解散，也就是說，受伊斯蘭教法管轄的營商環境下，生意無端中斷的風險，比西方基督教實行普通法的環境要大得多；這意味著，如果其中一位投資合伙人年老或患病，而生意又得長線發展的話，在這種情況下誰還加入投資實在愚不可及。

而且風險問題不僅在乎生意歷時長短，也關乎合伙人。因為合伙人愈多，計畫因其中一人身故而中斷的機會就愈大。想想看，如果每次有股東逝世，通用汽車就得關門、解散，從新開始，這會成甚麼樣子。當然通用汽車不會發生這種事，然而在伊斯蘭教法治下的國家，並不會發展出如此歷史悠久的大企業，從來沒有伊斯蘭的通用汽車。

這樣的話，累積了的資金如何處置呢？投資到宗教信託（wa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