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末至1916年，這一時期是西方傳教士向中國穆斯林開展傳教運動的準備階段，他們通過與穆斯林的接觸和交往，開始瞭解這個群體，並且在部分穆斯林中開展了嘗試性的傳教活動。1910年海恩波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義。基督教會在穆斯林文字佈道工作方面也有所進展，準備和積累了一部分適合在中國穆斯林中分發的文字材料。這一切為他們在中國穆斯林中開展下一步的傳教工作奠定了基礎。

　　19世紀初，基督新教開始傳入中國。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基督新教正式傳入中國。基督新教傳教士踏上中國大地不久，就注意到中國存在著一個人數眾多而又特殊的穆斯林群體。他們從認識、瞭解中國穆斯林① 這個群體開始，逐步將其確立為他們的傳教對象。1917年，基督教中華續行委辦會之下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佈道回族特委會（Special Committee for Muslim Work）。1926年，佈道回族特委會被解散。對穆斯林宣教工作仍有興趣的一批在華傳教士又于1927年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中國穆民交際會（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Moslems in China）。與此同時，經過長期的準備和力量積蓄，逐漸湧現了一批致力於福音穆斯林的傳教士，如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梅益盛（Isaac Mason）、馮尚德（F. H. Rhodes）、胡立禮（H. F. Ridley）、金品三（George E. King）、安獻令（George Findley Andrew）、濮馬克（Mark Botham）、畢敬士（Claude Pickens）、任守謙（E. J. Mann）、海春深（George K. Harris）等。

　　自19世紀末至1950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進行了長達百年的傳教活動，筆者認為可將這近百年的傳教活動劃分為三個階段。19世紀末至1916年為準備階段，在此期間傳教士們在中國穆斯林中做了一些嘗試性的傳教活動，並著重準備了一些向中國穆斯林宣教的文字材料，1910年海恩波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出版，引起了基督教會對中國穆斯林問題的關注。1917年至1936年為興盛階段，期間發生了三件標誌性事件：1917年茲威默（Samuel M. Zwemer）② 來華指導基督教會對中國穆斯林的宣教工作並促成了佈道回族特委會的成立；1927年致力於福音中國穆斯林的一批西方傳教士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中國穆民交際會；1933年茲威默再次來華指導穆斯林工作並考察了中國西北穆斯林聚居區。1937年至1950年為維持階段，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工作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們的傳教活動沒有大的進展，基本上出於維持狀態，直到新中國成立傳教士陸續撤離中國，他們在中國穆斯林中的傳教活動隨即停止。本文以相關英文史料為主，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穆斯林中的早期傳教活動（19世紀末至1916年）進行整理和論述。

　　一、傳教士“發現”中國穆斯林

　　新教傳教士對中國穆斯林較早的記載可追溯至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16年，馬禮遜作為英國特使翻譯從廣州去北京，在途中他就發現北方“到處都有穆斯林，而且還在政府中擔任官職”。在離天津約160裡的一個小村莊，馬禮遜碰見一位年老的穆斯林商販，問他是從哪裡來的，他回答從西洋來，又問從哪個國家來，他就不知道了。但他告訴馬禮遜，他已經是在華的第五代穆斯林了，附近有很多穆斯林，還有一個禮拜寺[1](166)。

　　1868年，著名的傳教士、漢學家艾約瑟（J. Edkins）參觀了北京的清真寺，他觀察到“北京的清真寺教授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理解《古蘭經》不僅需要阿拉伯語，理解注釋還需波斯語。一位有資格的阿訇給學生教這兩門語言。”“阿訇通常是受過教育的老師，由他接受培訓的清真寺的主事推薦，受邀擔當類似于牧師的職務。”此外，他還詳細介紹了清真寺的佈局、禮拜、穆斯林的葬禮、外貌特徵等[2](176～177)。1875年，一位到南京旅行的傳教士發現了生活在那裡的穆斯林，“南京大約有5萬名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他們遵循漢人的習慣，與漢人同服同語，但不與他們通婚。他們有自己的禮拜場所，這座城裡現在大約有10處這樣的禮拜場所，他們在這裡聽用阿拉伯語朗讀的《古蘭經》，他們也遵守先知命令的齋戒。他們的葬禮與漢人截然不同，不用棺槨，只用布裹屍，葬入一個與我們的相似的墳墓。”[3](410)

　　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地區在中國的西北，當西方傳教士可以自由游走于中國內陸時，那裡的穆斯林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中華內地會（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的伊斯頓（Easton）和派克（Parker）是最早進入中國西北地方的基督新教傳教士，1877年1月，他們二人到達甘肅省城蘭州，這是基督新教在甘肅傳教的開端[4](251)。1879年，伊斯頓（Easton）偶然“發現”了甘肅的穆斯林，他在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整個晚上，一群我稱之為穆罕默德信徒（Mahometans）的人一直圍坐在我的周圍……他們表示贊同我所說的一切，其中一個甚至還說在《古蘭經》裡耶穌在三位一體中是等同於上帝的第二人稱，類似於這樣的話表明他們對自己的經書是多麼無知。”[5](152)

　　在中原地區的河南穆斯林人口也比較集中，南浸禮會（South Baptist）傳教士E. McNeill Poteat在河南開封市中心一個穆斯林聚居區看到很多人家的門上貼著阿拉伯語字畫，有些店鋪外面掛著茶壺的標誌，說明是由穆斯林經營的。那裡的清真寺“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佛教寺廟，但是沒有偶像，沒有尖塔，沒有閃亮的圓頂屋，也沒有人勸誘你進去燒香拜佛”。他們參觀了兩座清真寺之後的印象是，“這是我們第一次走進他們的圍牆。在某些方面他們是一個完全不同于其鄰居的民族，大街上到處都有穆斯林，他們的特徵很明顯，很接近中東地區的人，很多人留著絡腮胡，這在漢人之中很少見。”穆斯林雖然與漢人不一樣，“但是也許真實的情況是，他們的主要區別僅僅是外表的，其實他們都是中國人”。[6](426～428)

　　自西方傳教士“發現”中國穆斯林之時起，穆斯林便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給他們留下的最深刻的第一印象也許就是穆斯林的“獨特”，這種“獨特”不僅在於其外在的特徵，而且在於他們的信仰。而在“獨特”的穆斯林身上，傳教士似乎看到了某種似曾相識的東西，穆斯林似乎是一面可以讓傳教士看到自己的影子的鏡子，當傳教士們在中國“發現了這樣一個巨大的固守著一神信仰的群體時，這還是溫暖了他們這些基督徒的心”[7](452)。因此，源於這種相似性，傳教士對穆斯林的總體評價是高於漢人的。但是，相似也是一種比較，只有同類的事物才具有可比性。傳教士在觀察穆斯林時，有意識地與他們自己及其宗教進行比較：“他們（穆斯林）在那塊土地上很少宣傳自己的信仰。他們不在大街上講道，他們假裝以此證明其信仰的優越性，因為他們不需要基督教式的公開佈道。中國穆斯林在文字宣傳方面也做得很少，我們甚至很難確定他們究竟有沒有文字材料，他們的書籍是手工抄寫的，也有一些是印刷的，但他們不願讓公眾看到。”[8](282)

　　既然穆斯林並不注重宣傳自己的宗教，那麼為什麼他們會有如此龐大的信徒群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唐朝時期幾乎同時傳入中國，為什麼後來基督教消亡了而伊斯蘭教卻很興盛？”[9](414)很多諸如此類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傳教士，當他們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其實已經採取了一種西方與東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文明與落後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推導出的結論就是：伊斯蘭教是基督教的敵人，中國穆斯林是基督教要爭取的對象。

　　二、嘗試性的傳教活動

　　傳教士出於傳教的目的開始主動接觸和瞭解穆斯林，他們通常去清真寺訪問，也不會遭到穆斯林的反對，有時候還會得到清真寺裡的阿訇的熱情接待，傳教士會給他們贈送一些阿拉伯文或漢文的基督教書籍，並邀請他們回訪。阿訇和穆斯林有時也會主動去拜訪傳教士，與他們討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1876年在山東芝罘（今煙臺）傳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與當地的穆斯林進行了一次對話。那年清明節一位阿訇和六位穆斯林學生主動來找李提摩太，他們從各自信仰的宗教立場出發，互相提問和辯論[10](129～131)。內地會的英國傳教士馮尚德（F. Herbert Rhodes）1894年受遣來華，他最初在雲南傳教，當時就特別關注向穆斯林傳教的問題，他曾訪問過雲南各地的清真寺並給阿訇贈送了阿拉伯文書籍[8](279)。在穆斯林最集中的西北地方，1878年內地會的伊斯頓和派克在甘肅秦州（天水）設立傳教站，這是基督新教最早在甘肅（包括青海和寧夏）設立的傳教站，自那時起不久向西北穆斯林傳教的活動在小範圍內就開始了。1885年，蘭州、西寧、寧夏三城獲准開放為基督教宣教區，1888年涼州開放為宣教區。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最早於1894年進入甘肅，之後不久宣道會在穆斯林人口非常集中的河州設立了傳教站。內系協同會（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也可譯作“斯堪的納維亞宣道會”）於1895年沿西安至蘭州的路線進入甘肅東部，在平涼和秦州（天水）建立傳教站，後來在固原和同心設立傳教站[11](816～817)。內地會中知名的傳教士胡進潔（George W. Hunter），曾於1895年河州回民起義前在河州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致力於在穆斯林中宣講福音。1890年入甘的胡立禮（H. French Ridley）是內地會在西寧穆斯林中傳教的主要負責人，對向穆斯林群眾傳教傾注了極大的心血。1895年回民起義，胡立禮夫婦與霍氏（Hall）被困于西寧城達四個月之久，即便被困，卻沒有產生過要放棄在穆斯林中傳教的想法。期間，他們每天照料和負責幾百名穆斯林的飲食，並借機唱讚美詩、宣揚基督教真諦，還散發了許多聖經段落本及傳教小冊子，但收效甚微[12](139)。

　　進入20世紀以後，向穆斯林傳教的問題逐漸引起了更多傳教士的重視。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傳教士當他們發現當地的穆斯林時，也開始有意識地向他們傳教。比如，基督教青年會的美國傳教士裴德士（William Bacon Pettus）曾在南京傳教，他於1908年之前詳細調查了南京穆斯林的情況。根據他的調查，一些穆斯林在南京大學和基督教教會大學上學，他們中有一些人接受了基督。但他認為當時在南京還沒有派遣傳教士專門向穆斯林傳教，甚至還沒有傳教士將其部分時間投入到穆斯林之中。他因此建議，應該讓有志于向穆斯林傳教的傳教士接受專門的訓練，同時要準備專門的文字材料[7](451)。1913年2月基督教教會刊物《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登載了一個如何有效地向穆斯林傳教的討論會紀實，各地的傳教士就當地的穆斯林宣教情況發表了看法。比如，廣西桂林的傳教士John L. Bacon從傳教的角度把穆斯林劃分為三類：第一，名義上的、不很熱心的信仰者；第二，排外而熱心的信仰者，他們大多生活在穆斯林聚居區；第三，毛拉。這三類穆斯林對傳教士似乎都很友好。他本人與當地一位很重要的毛拉保持著很好的關係。他認為為了有效地在穆斯林中傳教，應該做到三點：第一，派人專門從事向穆斯林傳教的工作；第二，向穆斯林分發小冊子等文字材料；第三，需要教會人員的特別努力[13](100～101)。河南的傳教士Francis S. Joyce認為當地的傳教士還未重視此項工作。他估計河南的穆斯林人口可達500萬，他建議首先應詳細調查河南所有的清真寺，給每個清真寺的阿訇贈送一些精選的阿文和漢文的文字材料，然後傳教士親自去拜訪；為了有序地開展工作，應挑選七位有能力的傳教士分派到河南府、開封、南陽等地，他們進行正常佈道工作時，對穆斯林也能給予特別的關注[13](102～103)。1914年，在北京傳教的美國長老會牧師歐格非（Charles L. Ogilvie）也詳細調查了北京穆斯林的情況。他認為教會可行的做法是友好地宣傳基督教的教義真理，同時做一些爭取穆斯林的社會工作，普通穆斯林認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一樣的，這是引導這些人走向光明的好時機，但是教會還沒有為爭取北京的穆斯林而採取任何專門的方式[14](172)。1916年，傳教士D. A. Gordon Harding在甘肅張家川的穆斯林中傳教。他估計張家川有穆斯林50000人，該地需要一位元專門的傳教人員。他認為這些穆斯林不像甘肅西部的穆斯林那麼偏執，他們很開明，對傳教士也非常友好。他們中許多人每年都去漢口和上海銷售皮毛，這些穆斯林也很富有，很少見到穆斯林乞丐。他拜訪了當地清真寺的毛拉，在他們之中分發了大約12本阿拉伯文《聖經》、100本《新約》、300本《聖經》分冊、約3000本漢阿合璧專用小冊子[15](422～423)。

　　隨著傳教工作的開展，派遣專門的傳教士從事穆斯林宣教工作的需要越來越緊迫，內地會也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美國傳教士博多恩（William Whiting Borden）成為內地會的一個合適人選。博多恩是最早志願到中國穆斯林中傳教的西方傳教士之一，他是耶魯希望傳道團的創建人之一，熱衷於在中國西北的穆斯林中傳教，後獲准加入中國內地會，準備赴甘肅致力於使穆斯林改宗的工作[16](67)。為此，他專門到埃及開羅的語言學校學習阿拉伯語，但是學業未完卻於1913年4月突然患腦膜炎在開羅去世，年僅25歲。他雖然未到中國西北就去世了，但後來許多致力於向中國穆斯林宣教的傳教士都受其影響很大。博多恩在臨終前把自己的一大筆遺產捐贈給了內地會，為實現他的宣教心願，內地會在蘭州修建了一所面向穆斯林的“博多恩紀念醫院”（the Borden Memorial Hospital），醫療傳教士金品三（George E. King）負責醫院的修建工作。醫療工作已在當地及其他各地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他們挽救了一個年輕人的生命，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穆斯林官員的兒子，這在遠近周圍穆斯林中產生了很好的印象[17](89)。至1915年長期被忽視的穆斯林工作已大有改善。傳教士馮尚德說傳教士們比以前更瞭解這個領域、更瞭解周圍的穆斯林，穆斯林也開始瞭解基督教，個別穆斯林向耶穌基督的追隨者伸出了手，“我們沒有確切的名單，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經有超過一百個男女（基督教會人員）嘗試接近穆斯林的工作。”[18](9～10)

　　三、海恩波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出版

　　1910年，內地會在倫敦刊佈了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漢文書名為《清真教》，這在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穆斯林的宣教歷史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基督教世界傳教運動的領袖穆德（John R. Mott）以及向穆斯林傳教的權威人士茲威默等聯合對該書做出了很高的評價：“這本書標誌著中國的傳教調查事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是該領域用英語出版的第一本書。”[19](175)這本書主要分為歷史和現狀兩大部分。歷史部分參考了當時西方漢學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內容包括中國與阿拉伯在歷史上的交往、早期來華的穆斯林、漢文和阿文碑刻、廣州的清真寺、清末雲南和西北的回民起義、“回回”的含義和形成過程等。現狀部分資料則主要來自他與在華傳教士的數百封通信以及傳教士筆記，考察了清真寺的禮拜、穆斯林人口估算、穆斯林的社會和宗教狀況等。

　　海恩波的這本專著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本由西方傳教士完成的系統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著作。但是，他完成這本專著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研究伊斯蘭教，而是要發起一場基督教向中國穆斯林的傳教運動，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專著對中國穆斯林宣教運動的影響。

　　其一，這本專著不僅僅是海恩波的個人研究成果，也是當時分佈在中國各地的幾百位傳教士的一個集體合作的結果，從這一合作的過程本身來說，就已經引起了分散於全國各地的諸多傳教士對穆斯林傳教問題的關注。海恩波1909年在《教務雜誌》上向該雜誌的讀者（主要是傳教士）發起了一封倡議信，他首先說明，為了準備1910年的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他負責收集中國穆斯林的資料，他向讀者提出兩點請求：第一，希望分佈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為他提供盡可能多的有關中國穆斯林的資料，包括城市裡的清真寺的數量、各省區的穆斯林人口的估計數字；第二，希望那些對伊斯蘭教有所研究的傳教士能提供所在地區的穆斯林的宗教和社會狀況的資料，以及向穆斯林宣傳基督教的相關資訊[20](350～351)。他為此向分佈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發放了800多份問卷，收回了200多份。同時，海恩波本人還親自遊歷各穆斯林聚居區，考察各地的清真寺。這在當時來看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問卷調查”與“田野考察”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同時，海恩波也參照了大量西文資料，如大英博物館、英國國內圖書館館藏的許多英文書籍、期刊，以及法文、德文、俄文、土耳其文等資料。因此，這本專著為當時的傳教士提供了有關中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較全面和較客觀的資料，這不僅喚起了他們對中國穆斯林傳教的興趣，也為他們瞭解和接近中國穆斯林打下了基礎。

　　其二，這本專著的原型其實是海恩波提交給1910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的資料，其直接結果是中國穆斯林的宣教問題被納入了基督教世界傳教運動，這對後來的中國穆斯林宣教活動產生了很大影響。海恩波本人是中華內地會的一名傳教士，也是世界傳教大會的副主席之一，向穆斯林傳教的問題是1910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的一項主要議題，大會主席及委員會成員穆德、畢海瀾③ 和茲威默認為海恩波提交的這份材料“為基督教世界提供了有關這個重要而鮮為人知的題目的最新資訊。可接近的中國穆斯林人口比埃及、波斯或阿拉伯的穆斯林人口還要多，但是還沒有對他們採取任何行動，他們的存在幾乎被傳教運動忽視了”[8](ix～x)。“這幾百萬人相對於中國幾億人口來說也許不算多，但是如果我們設想一下，相當於整個埃及或波斯人口的一個群體本可以接近福音，但是除個別以外，還沒有任何專門的或有資格的傳教士著手此項工作，也沒有適合他們的文字材料，對於這個真正的問題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認識。”[21](54～55)大會委員會最終達成一致，“現在正是向中國穆斯林傳教的關鍵時刻，專門的傳教士應即刻開始工作，為基督贏得這個被忽視的龐大群體。”[8](x)自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以後，向中國穆斯林傳教的問題的確引起了基督教會的重視，有傳教士在回顧對中國穆斯林的傳教活動時，也認為對中國穆斯林的傳教工作正式開始於1910年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22](256)。僅以《教務雜誌》為例，1910年以後有關穆斯林問題的文章明顯增多，僅1913年一年就登載了相關的論文、通訊、專題討論會紀實等10餘篇。博得恩、金品三、海春深、濮馬克等致力於向中國西北穆斯林宣教的一批傳教士也是在愛丁堡世界傳教大會以後被派往中國的。此外，在文字宣教材料方面，除阿拉伯文的《聖經》以外，在印度、埃及等伊斯蘭教世界使用效果較好的一些宣教材料也被譯成中文，在中國穆斯林中分發。

　　其三，受當時基督教世界傳教運動的影響，海恩波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的報告以及之後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一方面引起了西方基督教各差會對中國穆斯林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影響了他們後來對中國穆斯林的傳教策略。從海恩波的這本專著可以看出傳教士對穆斯林宣教持有一種過於樂觀的情緒，海恩波寫道：“一般來講，中國穆斯林遍及整個帝國，傳教士容易接近他們，在某些方面他們要比純粹的中國人表現得更友好。他們身處於一個偶像崇拜極度盛行的國家，穆斯林知道他們多少有些外國人的特徵，儘管他們現在是中國的居民，但他們與外國人有著某種共同的聯繫，他們至少在名義上都崇拜同樣的主，都厭惡偶像崇拜。”[8](273)“中國的穆斯林似乎都不拒絕走進街頭的基督教教堂聆聽福音，他們也不反對傳教士去家裡拜訪他們或去他們的清真寺。甚至連毛拉和阿訇都誠摯熱情地歡迎外國人去他們的清真寺，這是作者的親身體驗。”[8](275)

　　此外，當時《古蘭經》還沒有譯成漢文，但是在中國的穆斯林社會，他們不講阿拉伯語，只有特殊的宗教領導認識阿拉伯文，普通穆斯林往往缺乏相關的伊斯蘭教知識，傳教士們認為這對他們的傳教工作非常有利。海恩波極力強調要利用他們的缺陷：“現在有人告訴我們，世界上的穆斯林再也沒有比中國穆斯林更容易接近的了。他們大多對自己的信仰一無所知，中國血統的注入以及中國人對他們施行的統治已經沖淡了他們的宗教狂熱，他們又不容易受到（來自其他伊斯蘭教國家的）穆斯林宣教師的影響，因為中國人大多都不懂阿拉伯語，來訪的穆斯林又不會講漢語，如今中國這些名義上的穆斯林正適合（我們）做一些進取性的工作。”[8](286～287)

　　由此可見，既然中國穆斯林是如此容易接近，包括海恩波在內的西方傳教士對爭取中國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的前景保持了一種非常樂觀的態度，在這一批傳教士的推動下，他們掀起了一場使中國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的宣教運動，但過於樂觀的他們也許低估了他們即將面臨的困難和阻力。

　　四、宣教文字材料的準備

　　文字工作在西方傳教士向中國穆斯林的傳教活動中一直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在傳教初期，他們主要做了兩方面的文字工作，即針對傳教士的文字工作和面向穆斯林的文字工作。

　　傳教初期的首要任務是引起傳教士對穆斯林問題的關注，並進一步普及他們的伊斯蘭教知識。因此，這一時期的一些教會刊物向傳教士們介紹了當時英、法等國出版的伊斯蘭教書籍。1878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著名學者梯爾桑的代表作兩卷本的《中國伊斯蘭教》，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專著。該書上卷335頁，探討了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下卷500多頁，詳述中國伊斯蘭教的教義、信仰和宇宙觀等[23](474)。西方傳教士對這部專著特別關注，1889年美國傳教士那夏禮（H. V. Noyes）在《教務雜誌》發表了題為《中國伊斯蘭教》的長篇論文，以梯爾桑的著作為主要資料來源，系統地向在華傳教士介紹了中國穆斯林的歷史[24](10～18;68～76)。

　　英文版的《古蘭經》對傳教士來說也很重要。19世紀末宗教學創始人、英國學術大師繆勒（F. Max Muller, 1823－1900）從1876年起開始主持編譯《東方聖書集》（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包括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伊斯蘭教等宗教經典被大量翻譯成英文，介紹到了西方各國。《古蘭經》也被翻譯並收錄進《東方聖書集》，至1879年已出版[25](17)。

　　曾在印度北部穆斯林中傳教的德國傳教士帆德爾所著的《真道衡平》（The Balance of Truth）也頗受傳教士們的青睞。1878年濟南的一位傳教士在《教務雜誌》上向傳教士們推薦了這本書，並建議將它譯為漢文[26](386～387)。1911年另一位傳教士再次推薦了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Clair Tisdall重新改編、基督聖教書會在倫敦出版的《真道衡平》，改編後的這本書有多種語言的版本，推薦人認為英文版對研究伊斯蘭教很有價值。既然這本書是由兩位最擅長向穆斯林宣教的傳教士完成的，那麼對向穆斯林宣教的傳教士來說，其價值更是不言而喻。“基督聖教書會願意幫助那些同工獲得與先知的追隨者辯論所需的完備的知識，這本書將免費或低價送給穆斯林地區的傳教士。”[27](535)

　　茲威默的著作對傳教士瞭解伊斯蘭教、獲得對穆斯林傳教的指導也很有幫助，1910年以前介紹給在華傳教士的專著主要有三本。《阿拉伯：伊斯蘭教的搖籃》（Arabia: the Cradle of Islam）1896年完成，該書介紹了阿拉伯半島的地理、人文和政治情況，也涉及傳教工作[28](417)。另一本書是《雷蒙·魯爾：派往穆斯林的第一位傳教士》（Raymond Lull: First Missionary to Moslems），該書後來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流傳甚廣。還有一本是《伊斯蘭教：對信仰的挑戰》（Islam: A Challenge to Faith），是為學生志願傳教運動發行的教科書，該書的煽動力很強，直接呼籲基督教世界向伊斯蘭教世界發起傳教運動，對此感興趣的在華傳教士直接在青年會上海總部可獲得此書[29](458)。

　　除以上書籍外，還有一些書籍被陸續推薦給傳教士閱讀，其中包括：1882年在倫敦出版的《伊斯蘭教的未來》（The Future of Islam），1878年在倫敦出版的《伊斯蘭教及其創始人》（Islam and Its Founders），《古蘭經——構成、教義及其對〈聖經〉的見證》（The Coran——Its composi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 testimony it bears to the Holy Scriptures），1907年出版的《印度和遠東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India and the Far East），1915年出版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生命力》（The Vital Forces of Christianity and Islam）等[30](474;507;436)。

　　這一時期，基督教會也準備了直接在穆斯林中分發的文字材料。最常用的是一些阿拉伯文《聖經》小冊子，也有少量的在華傳教士自己編寫的小冊子，如1900年在《教務雜誌》上提到了由當時已故傳教士文壁④ 編寫的一本書，該書記錄了他在山東濟南傳教時，與當地穆斯林的辯論[31](151)。重慶的華西聖教書會（The West China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在穆斯林文字事工方面表現突出，1911年開始印刷適合穆斯林的小冊子，他們認為在穆斯林中廣泛散發這些文字材料有助於掃除穆斯林接受基督教的障礙[32](518)，通常是一些已在世界其他穆斯林地區使用並證明效果不錯的佈道用書，如《真正的伊斯蘭教》《耶穌或者穆罕默德》《無罪先知論》等[33](540)。到1913年時，華西聖教書會除了印刷已在其他伊斯蘭地區使用的佈道文字材料以外，開始翻譯在埃及和印度很暢銷的一些佈道冊。上海的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也出版了幾本適合穆斯林的佈道冊[34](93)。總體來說，這些文字材料的分發和銷售情況不錯，以一本題為《瓶膏四溢》的小冊子為例，這是前文述及的傳教士博多恩的傳記，封面上特意印有阿拉伯文題名，這本小冊子重印兩次還供不應求[35](396)。這些佈道文字材料的代銷工作主要是由山東芝罘（今煙臺）的傳教士馮尚德負責的，散佈在各地的傳教士通常寫信給馮尚德索取所需的佈道材料，1916年，馮尚德說大約有一百位不同差會的傳教士已報名願意使用專為穆斯林準備的文字材料[36](205～206)。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至1916年，這一時期是傳教士向中國穆斯林開展傳教運動的準備階段，他們通過與穆斯林的接觸和交往，開始瞭解這個群體，並且在部分穆斯林中開展了嘗試性的傳教活動。19lO年海恩波的專著《伊斯蘭教在中國：一個被忽視的問題》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喚起了基督教世界對中國穆斯林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標誌著西方基督教會向中國穆斯林的佈道工作正式開始了。基督教會在穆斯林文字佈道工作方面也有所進展，準備和積累了一部分適合分發的文字材料。這一切為他們在中國穆斯林中開展下一步的傳教工作奠定了基礎。

注釋：

①           本文參閱的英文史料中出現了大量的“Chinese Moslem (Muslim)”這樣的稱謂，在近代的英文文獻中，“the Chinese”多指“漢人”，而與“Chinese Muslim”對應的則是“漢回”，儘管這一稱謂是不確切的，但該詞在指涉一個民族群體時基本上可以與今天意義上的“回族”等同，本文中“中國穆斯林”基本上指通常意義上的回族。

②           又譯作“字威默”、“茲維邁爾”或“知味墨”。他是著名的伊斯蘭教問題研究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長期致力於向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傳教。他於1911年在埃及開羅創辦了很有影響的期刊《穆斯林世界》（The Moslem World），並長期擔任主編。茲威默在西方教會界享有很高的聲望，是19至20世紀對穆斯林世界宣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曾多次組織對穆斯林傳教的世界性大會，是推動基督教在穆斯林世界傳播的領袖人物。

③           畢海瀾（Harlan Page Beach, 1854－1933年），美國公理會在華傳教士。

④           文壁（Jasper Scudder Mcllvaine），早期來華傳教士，美國北長老會牧師，在北京經過一年半時間的漢語學習後，於1871年來到山東濟南傳教，1881年在濟南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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