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445
2
作者
Bruce Thornton
薩爾曼•拉什迪和西方對聖戰的否定
霍梅尼的裁決並不僅僅標誌著拉什迪將被暗殺
2022年8月24日
布魯斯•桑頓（Bruce Thornton）（https://www.frontpagemag.com/author/bruce-thornton/）
布魯斯•桑頓是大衛•霍洛維茨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的希爾曼新聞業研究員（Shillman Journalism Fellow）。
最近，一名受伊朗啟發的聖戰者試圖謀殺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被刺了10刀，至今仍處於危險之 中。這一罪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89年，當時伊朗伊斯蘭革命領導人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發佈了一項裁決（fatwa），承諾任何在謀殺叛教者拉什迪的人將獲得數百萬美元（最終為330萬美元），若被殺即時獲得殉道者身份並且得往樂園。據稱拉什迪在1988年的小說《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中侮辱了伊斯蘭。
西方隨後對這一荒唐的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的反應體現了對聖戰的故意視而不見，這將會成為九十年代的特點，甚至在9/11襲擊的突如其來的大規模屠殺之後仍然存在。鑒於歐盟和拜登政府當局堅持向伊朗做出綏靖政策的讓步，任由伊朗不顧一切地試圖重啟失敗的核協議，西方的外交政策機構仍然對西方最古老的敵人的現實情況視而不見。
霍梅尼的裁決並不只是將拉什迪列為暗殺對象，還包括該小說的出版商和銷售該小說的書店：「所有人都應被判處死刑。我呼籲世界上所有英勇的穆斯林，無論他們在哪裡，都要毫不遲疑地殺死他們，這樣，從今以後就沒有人敢侮辱穆斯林的神聖信仰了。無論誰在這一事業中被殺，都是殉道者。」
伊朗現任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在2017年肯定了這項裁決：「法令正如伊瑪目霍梅尼發佈的一樣。」
正如巴里•韋斯（Bari Weiss）所記錄的（https://www.commonsense.news/p/we-ignored-salman-rushdies-warning），1989年有一些人支持拉什迪，特別是來自美國筆會（PEN America），一個為受迫害或審查的作家辯護的作家組織。但這種勇氣是短命的。2015年，當筆會（PEN）向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頒獎時—該雜誌的12名員工因被認為冒犯伊斯蘭的漫畫而被兩名聖戰恐怖分子殺害—200名作家抗議該獎項，指責筆會「選擇性地讚揚冒犯性內容素材：這些素材加劇了西方世界已經盛行的反伊斯蘭、反馬格里布（anti-Maghreb）、反阿拉伯的情緒。」
拉什迪直接揭露了針對他的這種恃強淩弱的偽善言辭：「這個問題與受壓迫和處於弱勢的少數群體無關。它單純與反對狂熱伊斯蘭的鬥爭息息相關，狂熱伊斯蘭的組織嚴密，資金充足，試圖恐嚇我們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使所有人保持緘默。」
但是，1989年也出現了這種為霍梅尼辯護的諂媚之詞。受人尊敬的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宣稱，「如果一些英國穆斯林強烈反對拉什迪先生的舉動，將在昏暗的街道上伏擊他並試圖改善他的舉動，」他「不會流一滴眼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位教授說，霍梅尼「完全有自己的權利」給拉什迪判定死刑。在巴基斯坦發生騷亂後，美國大使館向穆斯林保證，「美國政府本身絕不支持或參與任何一種冒犯或侮辱伊斯蘭的活動」—這在實際上是犧牲掉言論自由的權利。
確實如此，這種製造恐懼在歷史上一直是聖戰的一種策略，以便像古蘭經（8：60）中所說的那樣，「藉此威脅真主的敵人」（to strike terror into the enemies of Allah）。給拉什迪判定死罪的裁決，以及隨後的暴力事件和綏靖態度，創造了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所說的「拉什迪規則」（Rushdie rules）：任何被認為是侮辱伊斯蘭的人和舉動，結果都會遭到騷亂、暴力、謀殺，如果是婦女，則會遭到強姦。幾十年來，這條規則一直在發揮影響，西方的政治家、學者、媒體和流行文化一直在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這種打擊，同時他們將自己的怯懦膽小偽裝成 「寬容」和「尊重多元化」。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一令人遺憾的事件表明，對伊斯蘭歷史和教義的普遍無知有損於我們對現代聖戰主義的回應。某種程度上這反映出，西方除了對該地區的石油感興趣外，對伊斯蘭和穆斯林世界相對缺乏興趣。正如希賴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在1938年指出的那樣，西方人「已經完全忘記了伊斯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接觸過它。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伊斯蘭正在衰落，不僅如此，他們還認為，無論怎樣它只是一個與他們無關的外國宗教。事實上，它是我們的文明所經歷過的最可怕和最頑固的敵人，並且隨時可能在未來成為巨大的威脅，正如從古至今它一直都是。」
此外，與越來越世俗化的西方相比，「在伊斯蘭中，一直都未有過祖傳教義的解體，或者說，至少沒有出現與歐洲宗教普遍解體相應的情況。伊斯蘭的全部精神屬性力量仍然存在於敘利亞和安納托利亞（Anatolia）、東亞山區、阿拉伯、埃及和北非的大量人群中。這種根深蒂固的最終成果，即伊斯蘭力量的第二個時期，可能會被推遲—但我懷疑它是否能被永久地推遲。」
當貝洛克寫下這些話時，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已經存在了10年，它可以說是上個世紀伊斯蘭恢復全球統治地位的最重要推動者。其創始人哈桑•巴納（Hassan al Bana）和首席宣傳員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李•史密斯（Lee Smith）形容他是「基地組織的智力教父（intellectual godfather）」—明確地以暴力聖戰的方式界定伊斯蘭全球復興的特徵。
例如，根據巴納的說法，「伊斯蘭的本質是統治而不是被統治，要把它的力量強加給整個地球。」他的同事庫特布明確表示，為了實現伊斯蘭的復興，必須使用武力：「那些人【西方的異教徒】篡奪了真主在地球上的權力並使他的崇拜者淪為奴隸，僅靠言語無法剝奪他們手中所擁有的東西。」
這場鬥爭的下一次重大攻勢發生於1978—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其始作俑者是阿亞圖拉霍梅尼，一位受尊敬的什葉派教士。1941年，他清楚闡明以武力擴張伊斯蘭是每個穆斯林的神聖義務：「那些研究『聖戰』的人將明白為什麼伊斯蘭想要征服整個世界，」因為那些被征服和改變信仰的人「將留下獲得永遠得救的記號。」
1979年上台後，霍梅尼直截了當地點明暴力聖戰是這種變革的途徑：「伊斯蘭對異教徒來說是一種血腥的宗教，但對其他人」—即是穆斯林—「來說是一種指導性的宗教。」其他人就是指穆斯林。因此，伊朗革命的目的不是像霍梅尼對西方物質主義的譏諷那樣「降低瓜類植物的價格」，而是為了發動聖戰，以恢復伊斯蘭失去的全球統治地位。因此，聖戰將一直持續，直到「萬物非主，唯有真主」（There is no God but Allah）的呼喊響徹整個世界。
40多年來，伊朗履行了霍梅尼的誓言，其代理人如（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對伊斯蘭 的敵人遭受了恐怖暴力，如薩爾曼•拉什迪，他只是伊朗眾多受害者中最著名的一個。美國公民和武裝力量是伊朗代理人的主要受害者，特別是1983年貝魯特（Beirut）243名軍事人員被謀殺事件，雷根政府對這一令人髮指的襲擊沒有回應。
霍梅尼和伊朗的宗教革命也對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基地組織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在九十年代，基地組織對美國士兵和外交官進行了幾次襲擊，但都沒有引起克林頓政府當局的嚴肅反擊。這些恐怖主義行為在9/11的可怕屠殺中達到頂峰，造成近3000名美國人死亡。與前十年的襲擊一樣，9/11事件是又一次更為驚人的戰爭升級，目的是實現本•拉登在基地組織誕生之初所提出的目標：「高舉真主的話語，使他的宗教無往不勝。」
這種襲擊的動機一直以來都是以傳統穆斯林教義為基礎，但卻仍然無法讓西方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組織的僵化敘事方式有所頓悟。盡管已經有大量的闡述，解釋他們基於傳統伊斯蘭訓誡和慣例而採取暴力的宗教動機，美國布希（Bush）政府仍舊採取了「與伊斯蘭毫不相干」的立場，並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轉變為國家建設專案和民主促進，這是源於西方在冷戰中取得勝利的錯誤教訓。很少有人考慮到，這些西方的理念不會吸引許多信奉一個激進好戰信仰的追隨者，這個信仰曾經創造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並在一千年裡主宰了歐洲和地中海地區。
更危險的是，布希對穆斯林世界伸出臂膀，其天真的想法曲解了伊斯蘭教義，為了安撫全球的穆斯林社區（umma）的信仰者。9/11事件發生9天後，在他向全國發表的講話中，布希聲稱，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奉行的是被穆斯林學者和絕大多數穆斯林教士所反對的一種邊緣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形式」，並在談到伊斯蘭時說，「它的教導是良善與和平的，那些以真主的名義作惡的人是褻瀆真主。」
這種對伊斯蘭的誤導性曲解會讓西方的祖先大吃一驚，他們曾經已經忍受了一千年的伊斯蘭入侵、征服、佔領、奴役和屠殺，所有這些都是以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命令為前提的。「我奉命與人作戰，直到他們承認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直到他們願意遵守拜功和繳納丁稅」—即皈依伊斯蘭，或者如果他們是「信奉天經的人」—基督徒和猶太人，則要向他們的穆斯林統治者繳納人頭稅（丁稅，jizya）（古蘭經9：22）。
一個對伊斯蘭及其歷史知之甚少的西方基督徒，暗示阿亞圖拉霍梅尼—這位穆斯林教士中最受穆斯林尊敬的人之一，當他說「伊斯蘭對異教徒來說是一種血腥的宗教」時，他是「褻瀆真主」，這是多麼傲慢？
這就是貝洛克在1938年談到的無知的代價。聖戰分子一遍又一遍地告訴我們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以及他們的行動依據是基於古蘭經、穆罕默德的生平和言論以及多個世紀以來受人尊敬的解經者（exegetes），如14世紀的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 Khaldun）和伊本•塔伊米亞（Ibn Taymiyyah），他們都不是現代穆斯林的「邊緣」權威。而今天的聖戰者用血腥 的行動來支持他們的言論，包括謀殺那些侮辱他們宗教或阻撓他們恢復伊斯蘭曾經的全球影響力的使命的異教徒或叛教者。
然而，拜登政府和歐洲人仍在做出讓步，並承諾向伊朗的毛拉（伊斯蘭神學家）支付相當於人頭稅（丁稅）的費用—據以色列稱每天有價值2億美元的財政注入—以便他們重新加入那個無用的核協議，盡管他們已經處於擁有核武器的邊緣。
這個專制政權對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和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這樣的美國前政府官員進行謀殺策劃，並傲慢地表明他們對薩爾曼•拉什迪差點被謀殺感到高興，對美國而言迎合這種專制政權是道德白癡的最高境界—比如伊朗國家廣播電台主播賈姆（Jaam-e Jam）在聽說拉什迪可能失去一隻眼睛時說，「撒旦的一隻眼睛被弄瞎了。」正如雷扎•巴列維（Reza Pahlavi）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報導（https://www.wsj.com/articles/salman-rushdie-and-the-continuing-danger-from-iran-islamic-republic-tehran-hadi-matar-satanic-verses-assassination-11660856003?mod=MorningEditorialReport&mod=djemMER_h）的那樣，「在拉什迪先生受到攻擊後，一家國家專制經營的報紙公開稱讚我國現任獨裁者阿里•哈梅內伊經常引用的一句話，說霍梅尼射出的『箭』『有一天會射中目標』。」正如巴列維所警告的那樣，「哈梅內伊先生正在磨制更多的箭。」
當西方應該懲罰他們對西方公民的攻擊時，卻繼續與這樣一個暴虐的專制政權談判，這是故意視而不見的典型縮影，更不用說這是對西方的全球威望和威懾力的嚴重打擊。這種短視的政策及其危險影響將繼續下去，直到西方接受伊斯蘭和聖戰的現實本質，這個本質曾經是人所共識的普遍認知。
這篇文章翻譯自Bruce Thornton的在線文章「Salman Rushdie and the West’s Jihad Denial」
https://www.frontpagemag.com/fpm/2022/08/salman-rushdie-and-wests-jihad-denial-bruce-thorn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