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0日

（https://quadrant.org.au/magazine/2019/07/thoughts-on-sayyid-qutbs-jihad/#）

伊萬·黑德（Ivan Head）

作為一名試圖與賽義德•庫特（Sayyid Qutb）展開一場嚴肅對話的基督徒學者，我獲得了被指為是異端—即若不是反對啟示的真理，就是完全無知的「賈希里」（Jahili）（蒙昧）—的有益經歷。當然，基督徒有時會把自己抬高到遠遠高於伊斯蘭、猶太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地位。但是，總會有一個時候，一個場合，能夠讓信奉不同啟示主張的人以禮貌的方式相互討論他們之間那看起來像「巨大鴻溝」的分歧。若有條法律規則圍繞著「不可殺人」這條誡命，似乎有助這些討論。

保持一個文明中間地帶是良好宗教的關鍵標誌，也是尊重他人和將人類城市作為共同事業的一個標誌。它賦予人們表達意見的空間。

賽義德•庫特（右）在長期監禁後於1966年在納賽爾（Nasser）執政時期的世俗埃及被絞死。他是為著核心伊斯蘭和為著一個真正伊斯蘭社會復興的主要辯護者，也是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傑出成員，該兄弟會對埃及生活的意義一直延續至今。《里程碑》（Milestones）（1964年）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該書很可能是他喪命的原因，因為書中所述的「純伊斯蘭」被解讀為對政變前和政變後埃及的攻擊—兩者都沒有體現出這種信仰。這至少可能是處死他的一個藉口。

庫特認為，真正的伊斯蘭必須竭力使所有人類制度貶值或崩潰，只要它們敵視伊斯蘭或阻礙真正的伊斯蘭社會或以古蘭經為基礎的社會的實現。他反對英國在埃及的統治和納賽爾的世俗統治，因為這兩種統治都沒有支持或體現真正的伊斯蘭。他對倒退或「虛假」的伊斯蘭社會持批評態度。他認為，正確解讀古蘭經可以揭示其普遍的、啟示性的內容，並支撐和指導社群圍繞著一個單一的信條—「只有一位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先知]」—而建立。

任何人自稱與真主有一個個人的、有感召力的相交，都不能忽視古蘭經；任何教導機構或統治機構也不能站在信士和真主的聖言之間。庫特試圖從根本上開放個人與安拉之間的溝通管道，使之民主化或平等化，而他實現的方式就是通過對真主的話語—古蘭經—不言而喻的開放。這種字面上的民主能否實現是另一回事。

他力爭看到真正的信士和實踐者的先驅們復興伊斯蘭，由這些人把使者建立的純正國度「歸元」，並應用當今的時代。一切建立在讚美獨一真主和他的先知以及古蘭經的基礎上，古蘭經被理解為是留給真正的、忠心的門徒的經典。這種標誌性的信仰宣言還排斥基督教或曲解了基督教，因為它明確反對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信仰，認為這是多神論（三神論）和偶像崇拜。

依靠其真理和忠實的信徒，伊斯蘭必須努力（通過聖戰）推翻各種阻止通過伊斯蘭在全球實體化而實現真主的統治的體制。使用極端武力鎮壓對不信的、頑固或主動反對伊斯蘭的人，認為這種做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如伊斯蘭歷史的早期就是如此。

聖戰和十字軍東征的歷史應該放在一起研究，而羅馬、拜占庭和俄羅斯的軍事力量用作擴張基督教統治也應一起研究。歷史不是一系列開明的對話。

無論基督教本質上有多麼和平，一部基督教子民和教會的歷史不可能尊重事實地讓教會當作一個純粹的和平主義或非暴力的國度，而把武裝衝突歸於某些純粹（想像的）世俗的或民族性的動機。路易斯（C. S. Lewis）是英國教會的成員，但他是基督教衛道士。他寫了大量的文章來捍衛基督徒作為一名士兵的合法使命。我還想到了像「三十年戰爭」這樣的時代，或者說歐洲內部戰爭史，就是基督教世界內部的戰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

庫特在批評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世俗社會主義以及對西方民族國家或國際（全球）資本主義模式的任何絕對化時都直言不諱。

1948年，他在美國讀研究生，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對美國社會的個人認識。他認為美國是一個價值觀念貧乏、政治視野狹隘的社會（當時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為代價建立了以色列），原子彈的擁有者，一個迷戀力量或權力，性欲化女性，不認真對待無處不在的教會的民族。教會更多地起著社會媒介的作用，而不是作為啟示真理的中心。庫特將他在美國教會生活中的經歷描述為一系列的「交際舞」。他的書《我所見的美國》（The America I Have Seen）（1951年）是一個局外人的評論，其內容在基督教著作中，或者在當今國際學生的經歷中，都可見到相似之處。

潘霍華（Bonhoeffer）的那句話，「我們路德宗像禿鷲一樣聚集在廉價恩典的屍體周圍」，躍入我的腦海。現代美國文學不乏烏托邦式的異象，清楚地表明美國的一切都不好，即使它們沒有解決烏托邦問題，或沒有在基督教遺產及其更新中尋求答案。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作品並不吹捧美國的推銷式宗教。在澳大利亞，詹姆斯·麥考利（James McAuley）對共產主義持同樣負面的觀點，同時他皈依了更深層次、更堅定的天主教；他認為這信仰對改善社會秩序具有明顯的意義。

如果不同時嘗試著評估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宗教和政治異象，就不可能全面評估賽義德·庫特的宗教和政治異象。也許可以嘗試從一個持久的、世俗的、人類城市的異象開始，找到一個可以衡量任何宗教的貢獻的視角。我想到了在羅馬信奉自己神靈的時代，瓦羅（Varro）說過的一句話：「人類城市先於其神靈。」因此，人類城市本身就成為了一個主體。

不久，有關神和神的啟示的問題一定要處理，這將檢驗任何純屬人類因素的研究。與此同時，信眾的歷史也受到詳細的審視，同時也面臨著在普世歷史中進行評價性評論的艱巨任務。

當談到對普遍歷史的反思時，不少人會說：「我們面對的是一本被塗抹過的抄本。」但任何歷史都包含特定的時刻和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聖戰的現代加劇和聖戰烈士的行徑導致了極端的暴力，針對的是庫特所稱的不信或某種程度上不信的、對真正伊斯蘭或純伊斯蘭無知或帶有敵意的賈希里和賈希里耶（蒙昧）社會。庫特把許多現存的伊斯蘭社會包括在他對無知的全面敵視之中。在這方面，從神學到直接針對那些對伊斯蘭無知和帶有敵意的賈希里的架構及制度施行暴力的道路變得清晰，庫特將其建立在先知自己在適當時對刀劍（暴力）的推崇上。

在啟示性伊斯蘭提供的機會下，為了人類的普遍解放而實施暴力，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就變得「合法」和有很大意義。事實不應如此。崇尚者們認為，暴力可以挑戰幻想和無知，將全球的世俗社會從自滿和自鳴得意中驚醒，並為啟示性和直接的真理鋪平道路。對安拉和其先知的絕對服從成為強制的、唯一的正當原因和正當補救措施。這體現了一種全有或全無的極端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接近伊斯蘭化或較低程度的伊斯蘭化都是不被接受的。

一個自我腐蝕其基督教核心、拒絕重視其西方遺產、採取非基於證據的運動、沉迷於「性、毒品和搖滾樂」的西方，不應該驚訝它沒有辦法對抗這樣一個復興的宗教—這個宗教既提出個人性主張，又提出普遍性主張的，通過激進主義虔誠先鋒組織，實現普世性的計畫，並在提出自由和真理的同時，以毫無疑問的第一起點為基礎，制定了一種新的靈魂極權主義。

在出現任何有關民族或語言的次要問題之前，庫特的事業範圍是國際性的或全球性的。最近被推翻的可怕新哈里發帝國，就是泛民族運動消除施加在沙土上的國界的例子。

也許討論必須同時朝著兩個「歸元」方向發展—即對穆罕默德和耶穌的批判性研究。研究以禮貌的態度和最高的批判性學術方式進行，並且向當代人文和歷史研究領域的精英人士開放。也就是說，兩個方向的研究要歷史性和同步地進行。

與此同時，在政治哲學研究生研討會上對庫特進行深入研究會帶來好處，有助於對複雜的問題提出答案。並不是所有的答案都能讓庫特滿意，但是對話應該得到進行。

庫特所著的《里程碑》（https://www.nytimes.com/2003/03/23/magazine/the-philosopher-of-islamic-terror.html）

伊萬·海德博士（Dr. Ivan Head）於1995年至2017年期間任悉尼大學聖保羅學院院長。

這篇文章翻譯自Ivan Head的在線文章「Thoughts on Sayyid Qutb’s Jihad」

https://quadrant.org.au/magazine/2019/07/thoughts-on-sayyid-qutbs-jih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