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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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assam M. Madany
道成肉身的宣教?
巴薩姆•邁達尼(Bassam M. Madany)牧師(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contact.html)
在今天的宣教工作中,在福音派的廣泛範疇中,有一個新的術語已被創造出來並得到認可:「道成肉身的宣教(Incarnational Missions)」。我們這些一直活躍在宣教工作中的人,以及那些剛開始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應該如何看待新的宣教行話或所討論的術語的出現?人們當然可以重視在任何語言中出現的新術語,它們指的是新的現實和概念。但是,也許停下來思考一下這個特定的術語,可能是更有智慧的做法。在過去,用簡單的形容詞「基督教」(Christian)就足以定義宣教工作,那麼,將宣教定義為「道成肉身」(incarnational)的背後是出於什麼想法?看起來好像從一開始那些想要使用這個詞的人就在猶豫要不要用「基督教」這個形容詞來定義他們所選擇的天職—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來對抗不信的人。在當今時代「基督教」這個詞顯得對抗性太多嗎?
「道成肉身的宣教」一詞來自上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所謂的「處境化運動」(contextualization movement)。這是另一個「熱詞」,特別吸引信心爆棚的年輕人,他們雖然沒有嚴謹的宣教背景,但卻被許多地方教會派往國外禾場進行短期的初次涉足。然而,僅僅作為人類不應該未經深思熟慮就隨便拿起「道成肉身」這個詞來解釋他們「為主」做的事情。這個神學和教義上的詞彙應該只保留給基督。正如尼西亞信條(Nicene Creed)所說,「聖子為要拯救我等世人,從天降臨,為聖靈感動之童貞女馬利亞所生(道成肉身)(Incarnate),成為人身。」形容詞的使用可以說是對神的救贖工作的輕視。今天許多人對這個詞的使用,是否可能與基督徒完全缺乏真正的聖經和神學理解有某種聯繫呢?
然而,不是別人,恰恰是著名的基督教領袖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牧師在《腳踏實地:基督教與文化研究》(DOWN TO EARTH: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的前言中對過去的宣教努力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批評。【1】他聲明,「在印度6億印度教徒和全世界7億穆斯林中進行的宣教工作獲得微不足道的果效,」其原因可以這樣解釋:
「雖然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答案,但基本上都是與文化有關。今天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宣教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我們是否願意付出代價,跟隨我們道成肉身的主的腳步,以使福音得到處境化。我們溝通的失敗就是處境化的失敗。」(第8頁)
在第五章,「釋經學與文化:神學視角」(Hermeneutics and Culture: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中,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Ediciones Cereteza的負責人雷內•帕迪拉(C. René Padilla)在評論「翻譯者的歷史環境」(The Interpreter’s Historical Situation)時寫道:
「翻譯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生活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在特定的文化中。如果神的話語要影響他們,就必須以他們自己的文化為基礎,否則就無法實現。這一點從道成肉身本身就可以看出。神不是通過從天上大喊大叫來揭示自己,而是從具體的人類環境中說話:他作為人群中的一個人—某個第一世紀的猶太人,耶穌—現身。由於神的話語的本質,我們只能將神的話語作為一個特定環境下的信息來認識。」(出處同前,第68頁)
雖然翻譯者確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但神的話語,聖經,在將基督帶給萬民時的重要性是他們最重要的見證工具。聖經以其真理主張對抗所有文化。神的話語在任何翻譯版本中都不會(直接)產生救贖的結果,除非/直至聖靈感動了聽眾/讀者的心。並非所有的經文都是通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口來到我們身邊。他是神的話語,是先於世界存在的道(Logos)(邏各斯)。他的道成肉身是救贖歷史上的一個獨特事件;它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人類被救贖。這是聖經的明確教導。
如上所述,斯托得牧師主張,在過去,宣教工作只產生了「微不足道的果效」,因為宣教士在他們所服侍的文化中存在「溝通」問題。他們沒能將福音處境化。斯托得認為過去的宣教士沒有為跟隨「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腳步而「付出代價」,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他在1980年編輯的這本書預示了斯托得後來的聲明,這些聲明進一步解釋了他關於「 道成肉身的宣教」的意圖。這在福音派中沒有得到普遍接納。
2007年7月17日,斯托得在凱斯維克大會(Keswick Convention)上發表了他的「最後一次」佈道,他在佈道中詳述了他的主張,基督徒需要「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效仿他」。他實際上也意識到,有些人會對這樣的想法「感到驚恐而畏縮」(「模式—變得更像基督」)(The model – becoming more like Christ)(http://www.sthugh.net/St_hugh_web/dr-stott-keswick-talk-07.pdf)。有哪個基督徒會不同意他所強調這個目標—按照神的要求成為聖潔—他這一部分的講道得到完全的接受。但是把我們的順服和與主同行與在他的道成肉身中效仿他聯繫起來,似乎是對聖經的明確意圖的不必要的補充。從前的那些偉大的宣教士們不會想到要用這樣的術語來說話。
David J. Hesselgrave寫了許多關於基督教宣教和跨文化交往的書。他2005年的《Paradigms in Conflict》【2】一書詳細記錄了見解和指導。其中有一章題為「道成肉身主義和代表主義」(Incarnationalism and Representationalism),尤為值得稱讚。他簡要介紹了基督徒效法基督的榜樣而生活,以及以基督的事工為榜樣進行宣教工作的歷史。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和對窮人的關注是一種道成肉身主義(incarnationalist)宣教學,特別是在天主教徒中,但在新教徒中也越來越多。福音派繼續把傳福音(evangelization)作為重中之重,但約翰•斯托得提倡將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理解為「耶穌和他的宣教成為教會宣教的模式」(第144頁),之後事情便開始發生變化。除了解放道成肉身主義者(liberation-incarnationalists),現在還有整全主義道成肉身主義者(holism-incarnationalists)(基督改變個人和社會)和轉變道成肉身主義者(conversion-incarnationalists)(基督是救贖者,但也是如何進行宣教的典範)。Hesselgrave相信宣教的代表主義(representationalist)模式。根據Andreas Köstenberger【3】的觀點,在宣教的方式上,耶穌和他的追隨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間斷性(discontinuity)。耶穌的追隨者是他的見證者,其本身不是模仿者,而使徒保羅是宣教士的典範。
Hesselgrave是我在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偉大的宣教學者中的一員。對於他提出的三個問題,他們會同意他的觀點:「宣教士應該是什麼人,應該說什麼話,應該做什麼事。」他們應該是基督的「道成肉身」,還是「基督的門徒、見證者、代表和使節?」(第152頁)他們並不像道成肉身主義者所聲稱的那樣,只是「基督個人使命的延續」,而是神的代表,貫穿歷史之中在神的救贖計畫下出去作見證,就像使徒保羅那樣。他們所說的是在唯獨在基督裡得救的好消息,基督的道成肉身、生命和贖罪的工作是他獨有的,是為了從萬國中拯救他的選民。他們也像保羅一樣,傳講信心的順服,建立教會,尋求信徒長大成為基督。這就是為基督作見證的代表性模式。
我從1953年開始參與穆斯林宣教工作,到1970年代中期,我對宣教中的這些新趨勢越來越關注。1985年,我召集相關的宣教領袖開會,討論處境化運動的傳播問題。那年7月,我們在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縣(Bucks County)的四溪會議中心(Four Brooks Conference Center)開會。我宣讀了一篇文章,題為「重新思考今日宣教:新福音派宣教學和基督教對伊斯蘭的宣教」(Re-Thinking Missions Today: Neo-Evangelical Missiology 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to Islam)(http://www.unashamedofthegospel.org/rethinking_missions_today.cfm)。
當代美國教會史權威小弗雷德里克·埃文斯(Frederick W. Evans, Jr)博士宣讀了一篇文章,題為「新福音主義及其對宣教的影響:歷史概述」(Neo-Evangelicalism and Its Impact on Missions: An Historical Overview)(http://www.unashamedofthegospel.org/impact_missions.cfm)。以下是他內容豐富且極具價值的文章的節選:
總結我們的討論,辯論縮小到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永恆的問題或是今世的憂心哪個是首要的。新福音派越來越傾向於關注今生的事務。「腳踏實地」(Down to Earth)!柳堤諮詢(Willowbank Consultation)所發表的文章被賦予這樣的標題,約翰•斯托得承認所給出的答案「基本上都是與文化有關的」。【4】這是何等發人深省。然後,新福音派也和他的自由派(Liberal)同行一起,拒絕以任何方式將身體和靈魂一分為二(dichotomy)。一位多年參加過許多會議和諮詢的資深宣教教授問道,「一分為二是八十年代的一項不可饒恕的宣教大罪,對這種做法的煩惱或恐懼是否使我們無法區分身體和物質存在的相對重要性與靈魂的永恆價值?」【5】無論我們在何種情況下對人的身體和物質需求採取不聞不問,我們都會受到神的話語的責備。但是無論何時我們對人的屬靈需求視而不見,我們就會受到雙重的責難。願神賜給我們F. W. H. Myers “St. Paul”(聖保羅)般的眼光和洞見。
我看到人們,仿佛去到下面的幽魂,
本應得勝的,倒被俘虜,本應做王的,倒成奴僕,
他們聽聞唯一的指望,卻無心求問,
哀哉,他們眼見轉瞬即逝的存在,就心懷滿足。
猛然間,一陣渴望襲來,無法容忍,
像號角聲一樣,在我全身傳遍顫抖:
哦,去拯救這些人吧,為他們的得救而枯萎,
為他們的永生而死亡,為他們所有人被獻出!
一些主張「道成肉身的宣教」的人暗示,過去的宣教工作基本上是失敗的,但他們罕有證實這點。我想這取決於人們認為什麼是成功。這並不總是容易確定。一些 忠心的宣教士可以指出,在皈依者的數量上幾乎沒有成功。然而,從最早的時候起,基督教就開始傳播並落地生根,從地中海世界到歐洲,然後到整個世界,因為宣教士們完全致力於基督的事業和靈魂的救贖。他們相信,能夠掌握他們所身處和服侍的民族的語言十分重要。他們研究他們的文化,以了解他們所接觸的人。他們宣教的榜樣是聖保羅、提摩太、提多,以及無數傳播信仰的「平信徒」宣教士。他們是聖靈在人的生命中做工的活生生的例子。對他們來說,大使命的「祈使語氣」(命令)被轉化為「陳述語氣」(指示),從而使他們的宣教工作成為一種自發的和愉快的活動。
我只會提名幾位這些過去宣教工作中的忠心工人。我認識他們,他們是在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這個葡萄園裡工作的同工。早年宣教機構的一般規則是,必須學會當地的語言。這些人掌握了當地的語言,以便他們能夠被充分地裝備起來,為耶穌基督的生平和工作做清楚的見證。本著羅馬書12章的精神,他們將自己作為活祭獻給宣教的主。
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歸正長老會神學院(Reformed Presbyterian Seminary)學習期間(1950—1953),以及後來在密西根州大急流城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Seminary)學習期間(1957—1958),我結識到一些偉大的宣教士的著作,他們的作品影響了我自己五十年的事工。例如,Roland Allen強調了保羅的宣教學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宣教的相關性,比如他的書《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6】和《THE SPONTANEOUS EXPANS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Causes which Hinder it》【7】。Hesselgrave指出,Allen是宣教中「保羅模式」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他的核心重點在於,「保羅的宣教信息和向人們傳福音以及建立教會的方法,正如他得到了聖靈的指導和激勵。」(第157頁)
另一位宣教士專家是Harry Boer博士,他在尼日利亞北部工作,並撰寫了《Pentecost and Missions》。【8】他對非洲宣教事業的熱忱和承諾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Allen或Boer的作品中,都沒有提到任何一種模式類似於「道成肉身的宣教」。
在回顧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雷吉納爾德•希伯(Reginald Heber)、亨利•馬丁(Henry Martyn)、撒母耳•池維謀(Samuel Zwemer)和威廉•坦普爾•蓋爾德納(William Temple Gairdner)的生平,用什麼「標籤」來描述他們的工作並不重要。他們的遺產見證了他們在穆斯林土地上的辛勞成果。以Henry Harris Jessup牧師的生平為例,他是《KAMIL ABDUL MESSIAH: A SYRIAN CONVERT FROM ISLAM TO CHRISTIANITY》的作者。【9】他保留了Kamil和他父親之間的通信稿件,並將其翻譯成英文,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黎凡特早期穆斯林皈依者和殉道者的扣人心弦的故事。Jessup博士的自傳,《FIFTY THREE YEARS IN SYRIA》(http://www.arabicbible.com/christian/53yearsinsyria/contents.html)是一座關於新教在中東地區開始宣教的信息寶庫。他是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創始人之一,也是Cornelius Van Dyck的親密朋友,後者將聖經翻譯成一部經典的阿拉伯語版本。Henry Jessup和Van Dyck博士都成為多元文化人士(multicultural persons)這個詞的最佳詮釋。
貝魯特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Seminary in Beirut)神學教授James Dennis牧師的故事說明了一個美國宣教學者有著多麼敏銳的意識,他甚至改變了自己的名字,以避免使用他的英文名字而產生嚴重誤解。他的關於教義學(Dogmatics)的兩卷本的書於1890年出版,書名是《Kitab Nidham al-Ta’leem Fi ‘l Allahut Al-Qaweem》。【10】在阿拉伯語中,他的名字寫成牧師James Ennes, al-Amercani。他這樣做是為「Dennis」如果翻譯成阿拉伯語,意思是「不潔淨」(unclean)。因此,通過去掉字母「D」,他變成了牧師James “Ennes”,在阿拉伯語中是「人」(human)的意思!
1964年,我在密西根州的大急流城遇到了退休的宣教士海倫•諾德維爾(Helen NOORDEWIER)。從1924年到1964年,她在埃及三角洲的馬哈拉庫布拉(Al-Mahallah al-Kubra)的聯合長老會醫院(United Presbyterian Hospital)擔任宣教士護士,她的事工服侍很有成果。為了準備這個需要仁慈之心的工作,她學習了五年的阿拉伯語,並以阿拉伯語閱讀聖經。我最後一次到老人院看望她時,她給了我一本她的古蘭經,是伊斯蘭曆1371年(公元1952年)在開羅印製的。我永遠不會忘記她臨別時的話:「邁達尼牧師,我想告訴你,我仍然用阿拉伯語進行靈修!」1987年2月,她與主同去,享年94歲!
在我們位於伊利諾州南荷蘭(South Holland)的家附近,還住著一位退休的宣教士,科妮莉亞•達倫貝格(Cornelia DALENBERG)(1893—1988)。她被撒母耳•池維謀博士招募到阿拉伯地區(科威特、巴林和阿曼)擔任宣教士護士。退休後,她定期到我們家來,輔導我妻子雪麗(Shirley)學習古典阿拉伯語。我繼承了她的袖珍型阿拉伯語古蘭經,在封底內側有她寫的關於某些古蘭經章節的統計說明。她完全認同自己與該地區的阿拉伯人一樣,以至於他們給她起了一個榮譽的名字:夏麗法(Sharifa)(高貴的女人)!
另一位需要提到的信心偉人是已故的牧師哈威•斯塔爾(Harvey STAAL)博士,他是科妮莉亞的朋友。他作為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士在波斯灣地區工作了多年。他對阿拉伯語的掌握程度很高,以至於在科威特居住時,他贏得了科威特電視台提供的阿拉伯語獎!他的持久成就是他在轉錄、記載和出版《MT. SINAI ARABIC CODEX 151》,這也許是最早的阿拉伯語聖經譯本之一,大約在公元867年,伊斯蘭曆253年,這個譯本是在大馬士革完成的,由一位基督教平信徒Bishr ibn Al-Sirri從敘利亞語翻譯成阿拉伯語。斯塔爾博士出版了《CODEX 151》的英文譯本,以使東方基督教的學生能夠了解這項重要的工作,其中包括對一些關鍵的新約聖經文本的注解。
已故的J. Windrow Sweetman教授是上個世紀偉大的宣教士學者,在1947年印巴分治(Partition)之前在印度的穆斯林中工作。他畢生致力於伊斯蘭的研究,並撰寫了幾本關於歷史神學主題的書籍,這表明他熱衷於用救贖的福音接觸穆斯林。【11】
為了說明真正的學術研究與熱誠的信心結合在一起能夠在向穆斯林宣教中取得什麼成就,我敦促讀者閱讀本文的附錄,這是一篇關於Sweetman教授的文章,是我親愛的妻子雪麗為2001年2月的《宣教士月刊》(Missionary Monthly)(一份在密西根州大急流城出版的雜誌)寫的。
最後,我想推薦德克薩斯州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的Rodney Stark教授最近的兩部作品,它們揭示了早期基督教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傳播。他用這些精闢的話總結了基督教信仰在一世紀後半葉的驚人傳播:「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受難後的20年內,基督教從一個基於加利利的村莊的信仰轉變為一個遠遠超出巴勒斯坦的城市運動。它起初的成果來自於無名的流動佈道者,以及與親朋好友分享他們的信仰的普通基督徒。」【12】
真是千真萬確啊!正是這些「流動佈道者」的深刻信心,加上他們對好消息的自發宣揚,確保了羅馬帝國境內無數男女的皈依。沒有任何趕時髦的關於宣教學的陳詞濫調妨礙他們愉快地教導並與鄰舍和朋友分享基督的信息。這種對主耶穌基督完全奉獻的精神給早期的基督徒力上加力,能夠成就各種奇跡。此後,許多人追隨他們的腳步。他們可能並不總是能夠取得為人所知的成功,至少不像一些現代宣教學者所定義的那樣,但無論你如何判定他們參與了怎樣的失敗,都不應該歸咎於他們沒有能力將福音「道成肉身」。他們知道「道成肉身」是我們的主所獨有的,而不是可以被概念化的東西,變成一種容易仿效和延續的模式。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堅持對聖經的崇高看法,將聖經翻譯成他們所服侍群體的文化的語言,以及在神的話語成功使靈魂歸向神的榮耀這件事上,神有主權。
附錄
「J. W. Sweetman:先鋒宣教士學者」
我們已經寫了很多關於已故的撒母耳•池維謀的文章,最近還宣傳了已故的Harvey Staal的作品。現在是時候向已故的J. Windrow Sweetman致敬了,他當然是上個世紀的一位偉大學者,他的作品,雖然塵封已久也正在被遺忘,但仍舊是一筆名副其實的財富。
James Windrow Sweetman是印度阿里格爾(Aligarh)亨利馬丁伊斯蘭學院(Henry Martyn School of Islamics)的副校長,後來成為英國伯明罕賽利橡樹學院(Selly Oak College)的伊斯蘭學教授。他於1966年去世,當時他關於「伊斯蘭和基督教神學」的傑作的第二卷正在準備出版。我們可以感恩Sweetman博士在這個主題方面所保存下來的偉大著作。其中包括一份歷史調查,涵蓋了東方基督教會和伊斯蘭之間的關係、歐洲的中世紀和十字軍東征時代、教會相對伊斯蘭的傳教令(Preaching Orders),以及「論戰高潮」, 集中體現在各自信仰的擁護者身上,他們的武器是筆而不是劍:基督教一邊是蒙特克羅切的黎果多(Ricoldo of Montecroce和庫薩的尼各老(Nicholas of Cusa),伊斯蘭一邊是伊本‧哈茲姆(Ibn Hazm)和加扎利(Al-Ghazzali)。
Sweetman教授表明,兩個偉大信仰之間的現代對話不能用簡單通俗的方法來完成,而是需要雙方都有嚴謹的、專心致志的出眾才智。他自己的貢獻為基督教/伊斯蘭辯論所需要的良好學術研究樹立了榜樣。以下是這本重要的小冊子《The Bible in Islam》第一章的一些精選段落。
「自從基督降臨地球以來,已經過去了六百年,但沒有人把他的話翻譯成阿拉伯人的語言。…猶太人和基督徒在阿拉伯人中的特有名稱是『信奉天經的人』(People of the Book)書中人,意思是信仰聖經的人(the people of the Bible)。然而,他們賴以成名的東西被當作隱秘的寶藏,被囤積起來,而不是像種子一樣被扔到國外去結出果實。」(第9,10頁)
「這就是伊斯蘭興起之時教會的悲劇。當穆罕默德的精神被他的人民的需要所激發,當他在尋找能夠拯救和統一的神時,所有的真理都要求,他的手中應該有真正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經文。只不過,他只能通過道聼塗説的方式,從未受教育或受到不完全教育的基督徒口中了解這些經文的內容。在我看來,很明顯,最初穆罕默德認為他是 在把聖經的真理變成他自己的同胞可以理解的語言。這本該是一部『阿拉伯人的古蘭經』,可以用熟悉的語言背誦。如果它是基督教經文的譯本,他可能會像路德(Luther)那樣把活生生的神的話語交給『未經訓練的撒克遜人』,或者像丁道爾(Tyndale)那樣為說通俗語言的普通人打開經文的寶庫。」(第11頁)
「重要的是,這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悲劇,那就是舊約和聖經的翻譯至少要等到穆罕默德在希拉山(Mount Hira)的經歷之後一個多世紀。舊約是塞維利亞的約翰於8世紀初在西班牙從拉丁文翻譯過來的,可能是翻譯自武加大譯本(Vulgate)。如果我們相信記載的話,新約則是由一個穆斯林翻譯的,他在同一世紀的後半段依照哈里發哈倫•羅希德(Harun Ar Rashid)的命令進行翻譯。然後,希臘哲學家中著名的阿拉伯語翻譯家,敘利亞基督徒醫生以撒(Isaac)之子胡納因(Hunayn)在第九世紀嘗試翻譯。我讀過和接觸過的最早的新約譯本是11世紀由一位巴格達的基督徒翻譯的,這部作品表明作者極高的虔誠與能力。哎呀!但是可惜這中間拖了太久了。」【13】(第12頁)
「現在,在經過一段時間後,基督徒的經文對他們來說仍然是未知的,穆斯林從一個新定義的角度來看待遲緩的基督徒放在他們手中的舊約和新約。起初,這讓他們感到欣慰,因為古蘭經讚揚了早期的經文。但當他們研究新發現的書時,發 現它與他們逐漸習慣的書完全不一致。『這本福音書講述了耶穌真正的死亡過程,所以它不可能是穆罕默德讚揚的引支勒(Injil)。那是神給耶穌的啟示,是標誌著祂的先知身份的書;但這本書是由門徒寫的幾卷書組成的,他們叫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還有保羅和約翰、雅各和彼得寫的書信。』於是他們得出結論,這些著作不是原始的福音書,而是猶太人和基督徒篡改了原來的啟示。」(第17,18頁)
Sweetman主張以愛的方式接近穆斯林。在第四章「懺悔和愛的宣教」(The Missions of Penitence and Love)的標題下,他寫道:
「因此,當阿拉伯人由於某個最初的錯誤而沒有得到他們自己語言的聖經時,作為基督的教會的代表以及基督本身的使者的宣教士難道不應該懺悔嗎?阿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帶著愛的信息進入了撒拉森人(Saracens)的武裝陣營,只要他能宣揚基督的愛,他就不計較自己寶貴的生命;雷蒙德•盧爾(Raymond Lull),他所有引人入勝的主題都是對所愛之人的愛(Love of the Beloved),他最後為基督的緣故而殉道。這些人和其他許多人都在為基督的愛尋求勝利,並試圖打破幾個世紀以來的隔閡和暴力所加強的障礙;但亨利•馬丁被賦予了偉大的智力,愛心和溫柔的精神品質,靈魂的激情 ,他將這一切都致力於伊斯蘭,以彌補過去人們對伊斯蘭的有所保留,確保神的話語不僅被翻譯,而且成為一種工具,借此使基督的真理可以對所有遵循伊斯蘭道路的人說話。」(第24頁)
「所以現在,呈現在穆斯林視線中的十字架是犧牲和受難的十字架。阿卜杜拉和薩巴特(Abdullah and Sabat)的故事似乎是預言性的。他們曾是朋友,後來阿卜杜拉聽到了神的聲音,在基督裡找到了平安。他逃離了自己的家鄉,但在布哈拉(Bukhara)的街頭被他曾經的朋友薩巴特認出,薩巴特譴責了他。他被一群暴徒肢解並殉道,薩巴特站在一旁,同意了這一行為,就像保羅在司提反死時所做的一樣。他脾氣火爆、不受控制,甚至到了最後也是如此,在他朋友死亡的那個時刻,有什麼東西進入了薩巴特的生命。他親口告訴我們,『他看著我…但不是因為憤怒。他看著我…但卻帶著同情和寬恕的表情…』當他低頭接受致命的一擊時,仿佛整個布哈拉都在感歎,『這是什麼新鮮事?』在神之手的引領下,心懷他臨終朋友的面容,正是這位兇猛的薩巴特與溫和的馬丁一起,將和解的愛的話語帶回印度和波斯的穆斯林中。亨利•馬丁自己也死了,犧牲了他所擁有的一切,並且他那顆充滿愛的心極度順服地屈從於他的使命,在小亞細亞(Asia Minor)的一個孤獨的村莊裡,死的時候大約是『年輕的榮耀王子死去的年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