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阿以衝突的思考

2025年2月2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大國對世界格局做出了幾項改變。例如，波蘭東部的部分區域被併入蘇聯，德國東部的部分地區被加入到剩餘的波蘭版圖。1946年，英國將印度次大陸劃分為印度、東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這導致了可怕的動亂和流血事件。許多穆斯林離開印度前往新的伊斯蘭國家，而大多數發現自己意外身處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則不得不搬遷並定居到印度。

最終，幾乎所有重組後的新國家都學會了接受鄰國的存在和邊界。但中東的情況並非如此，那裡的一個特殊處境使得所有決議無效：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共存。

1946年，聯合國決定將巴勒斯坦分為阿拉伯國家和猶太國家。巴勒斯坦人和他們的阿拉伯鄰居反對這項分治計畫（Partition Plan）。1948年5月15日，新生的猶太國家與其阿拉伯各鄰國之間爆發戰爭。此後，敵對各方爆發了數場戰爭。七十多年過去了，聖地實現和平的希望仍舊虛無縹緲。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這場無休止的危機。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1936年貝魯特一家報紙的頭條新聞，其中描述了一位巴勒斯坦人，法齊·卡伍格吉（Fawzi al-Qawuqji），領導了一場反抗英國聖地管理者的叛亂。他反對猶太人緊接著納粹德國反猶太主義浪潮之後大量湧入巴勒斯坦。

1943年和1944年期間連續兩個夏天，我在英國陸軍皇家陸軍補給與運輸勤務隊（Royal Army Service Corps）管理的營地中工作，地點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我的上級是來自特拉維夫的一名猶太中士；副指揮官是來自耶路撒冷的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下士，他的兄弟是一名巴勒斯坦廣播公司（Palestin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電台的著名歌手。他們二人一起工作時沒有明顯的摩擦，經常談論他們對未來的抱負和夢想。偶爾，我會好奇自1948年以來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

自1958年以來，我一直住在美國，遠離中東。不過，我無法忘懷巴勒斯坦的困境，因為我在職業生涯中與許多巴勒斯坦人打過交道。

1966年，我在中東旅行，會見了一些聽眾，期間，我拜訪了兩位年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姊妹，她們住在耶路撒冷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醫院（Augusta Victoria Hospital）附近。當時，醫院所在地位於約旦控制區。1967年5月下旬，我收到她們的航空郵件，告訴我她們在戰爭邊緣烏雲密佈時所感到的恐懼。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敵對行動迫在眉睫。她們無處可去，只好打算留在自己的小家裡。六日戰爭（Six-Day War）結束後，我看到了這兩姊妹居住地附近遭到破壞的可怕照片。此後，我再也沒有收到她們的消息。

隨後，在2001年6月，我收到了西岸一位巴勒斯坦福音派牧師發來的令人心如刀絞的消息。他告訴我，他和家人前往耶路撒冷參加他們的一個兒子的畢業典禮時發生了一件令人悲傷的事。當他們抵達將他們的城鎮與東耶路撒冷分隔開的檢查站時，以色列軍隊攔下了他們的車。牧師和他的家人被禁止繼續前行。他們錯過了他們兒子人生中這一意義非常的時刻。

為什麼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讓所有出於善意的世界領導人嘗試提出的方案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一直在閱讀和思考這方面的話題。我確信，問題在於，所有人在試圖解決問題時都單純將其從更大的背景中孤立出來，而這個背景不僅僅涉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它與伊斯蘭的世界觀有關。

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觀將世界劃分為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和戰爭之家（Daru'l Harb）。一旦某個特定地區成為伊斯蘭之家的一部分，它就必須永遠保持伊斯蘭信仰！

為了用最佳方式解釋這一點，我想引用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著作《中東的多重身份》（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1998年由紐約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出版）。這本書有助於讓人理解中東人民和政治情況。它的主要主題之一是中東人既有種族身份認同，也有宗教身份認同。然而，宗教因素歷來並且仍然是主導因素。這種看法的根源基於過去1400年的歷史。

在龐大的伊斯蘭帝國內，征服者根據宗教歸屬將人們分類。一個人要麼是穆斯林，要麼是早期宗教的信徒。穆斯林享有伊斯蘭教法（Shari’a Law）賦予他們的所有權利和特權。至於其他人，例如猶太人、基督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Zoroastrians），他們被賦予齊米人（dhimmis）的地位，即「受保護者」。這種「保護」其實只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因為它包含了許多針對非穆斯林的限制。因此，一個人的身份主要不是由種族或地理因素決定的，而是由他的宗教信仰決定的。這種分類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男女，中東人的主要身份取決於宗教信仰；其次，此人所居住的國家明確其身份特徵。

例如，在我的黎巴嫩身份證上，我登記為（基督教）新教徒。每當各種宗教群體之間的關係緊張時，這種識別中東人的方式就會引發危機。很多時候，即使生活在黎巴嫩這樣的獨特國家，穆斯林也覺得他們的終極身份（以及忠誠）存在於其他地方裡面，即伊斯蘭烏瑪（Ummah）（穆斯林社群）。這種忠誠實際上使得自1920年代以來存在於黎巴嫩的讓各方妥協的權宜之計無效化，並最終導致這片曾被稱為中東瑞士的土地失去自由。

正如伯納德·路易斯所說：

「在歐洲各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長達數個世紀的對抗衝突中，歐洲人看待他們與奧斯曼帝國的關係的角度，總是將視角置於奧地利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和其他民族與土耳其人的關係；土耳其人看待這段關係則是基於穆斯林與基督徒的關係的角度。在前現代穆斯林的著作中，基督教世界的狹小分支幾乎忽略不計。在穆斯林的世界觀中，宗教是身份認同的決定性因素，是忠誠的焦點，同樣重要的是，是權威的來源，他們自然也把這種世界觀歸結到其他人身上。」（第22頁）

通過這些話，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們與中東或圍繞中東的廣闊的伊斯蘭世界中的任何國家的關係中，宗教因素都至關重要。世俗世界的西方作家往往無視宗教在伊斯蘭中的重要性以及穆斯林的終極忠誠所蘊含的意義。他們往往忘記這樣一個事實，與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是宗教、政治和文化的混合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這個論點是正確的，我相信過去1400年的歷史也支持這一點，那麼為什麼有些作家和政客繼續無視伊斯蘭的這一基本事實呢？伊斯蘭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而且一直保持著排他性的政治世界觀。它不容許非穆斯林實體（即其他國家）在伊斯蘭之家的前提下自由存在。

回到伯納德·路易斯的書：

「在現代世界，伊斯蘭在國際和國內的政治角色與其同行和對手基督教有著顯著的不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和德國的首腦或外交部長不會時不時地偶然碰面一起參加路德宗教會峰會。蘇聯還存在時也不曾有這樣的慣例，蘇聯的統治者不會與希臘和南斯拉夫的統治者聯合起來，暫時忘記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僅憑他們目前或以前持守東正教會信仰而定期舉行會議。同樣，東亞和東南亞的佛教國家、南歐和南美的天主教國家，不會在聯合國建構佛教或天主教陣營，也不會為了任何其他政治活動建立某種集團。

這種基於宗教認同的團體建立，在許多現代西方觀察家看來，似乎荒謬甚至可笑。但就伊斯蘭而言，這既不荒謬也不可笑。大約55個穆斯林政府，包括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保守派和革命派、資本主義的實踐者和各種社會主義的追隨者、美國的朋友和敵人以及整個中立派別譜系中形形色色的各類代表人物，已經建立了一個複雜的國際磋商機制，甚至在某些問題上達成了合作。他們定期舉行高層會議，盡管在組織結構、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上存在差異，但他們已經取得了重大共識並採取共同行動。」（第26頁）

在巴以問題上，我們必須認識到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基本身份是他的宗教。由於他的宗教排擠了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兩種宗教都不再合法地擁有巴勒斯坦的土地。問題的根本是神學問題；因此，它與所有其他國際問題都有根本不同。

世俗化的西方無法理解巴勒斯坦人的基本宗教主旨—他們拒絕接受以色列作為廣闊伊斯蘭世界內合理存在的政治實體。基督徒本應當大膽談論這一主題，並向衝突各方指出，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真正的共存是必須的。不斷拒絕接受以色列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會導致更多的暴力和恐怖主義行為蔓延到聖地的邊界之外。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線上文章「Reflections on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https://www.academia.edu/127801101/Reflections_on_the_Arab_Israeli_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