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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assam M. Madany

伊斯蘭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二:由神權認可的永久殖民主義

2022年3月15日

巴薩姆•邁克爾•邁達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歐洲殖民主義在20世紀初達到了頂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世紀期間在非洲和亞洲的一些地區建立了自己的統治權。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我生活在法國統治下的黎凡特地區(敘利亞和黎巴嫩),我在法國學校上學,學習法國及其海外屬地使用的教科書。地理課本是《法國及其殖民地》(LA FRANCE ET SES COLONIES),其中有關於法屬西非(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印度支那(L’Indochine)和新赫里多尼亞(Nouvelle Calédonie)的部分。歷史課本是《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我還記得課本中的一張圖片,展示國王亨利四世被暗殺的情景,當時他正坐著輕便馬車前往巴黎的一個目的地的途中!

我不知道英國人在其龐大的帝國中是否採取同樣的政策。然而,現在肯尼亞和迦納等地都在使用英語,印度議會在審議意見時也使用英語,這些事實說明英國殖民主義的影響是持久的。我敏銳地意識到英語在全球傳播。我的兩個網站上的一些文章的讀者,都來自沒有被英國殖民的國家。

荷蘭試圖恢復其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主權,但沒有成功。二戰期間日本對該地區的佔領,使印尼人重新燃起了獨立的熱情,並在1949年實現了獨立。

基本上,歐洲殖民主義持續了150年。它必將走到盡頭,正如總理哈樂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在1960年2月3日對開普敦南非聯邦議會兩院議員發表的「變革之風」(The Winds of Change)演講中明確指出的那樣。【1】以下是這份歷史性檔的摘錄:

「我們已經努力學習和應用我們從是非判斷得來的教訓。我們的正義植根於與你們相同的土壤—基督教、和作為自由社會基礎的法治。我們自己得來的這一經驗解釋了為什麼在我們負有責任的國家中,我們的目標不僅是提高物質生活水準,而且是建立一個尊重個人權利的社會,一個讓人們有機會充分成長的社會—在我們看來,這必須包括有機會在政治權力和責任中獲得越來越多的責任,在這個社會,以個人優秀品質並且只以個人優秀品質作為提升的標準,無論是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

與歐洲帝國主義相比,伊斯蘭帝國主義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永久性的和決定性的。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中東和地中海研究院(Middle East and Mediterranean Studies)榮譽退休教授埃夫拉伊姆•卡爾什(Efraim Karsh)在《伊斯蘭帝國主義:一段歷史》(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這本書中對此解釋,

「然而,基督教和伊斯蘭的世界在一個基本方面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發展。基督教信仰通過一個極其緩慢和痛苦的過程勝過了一個現存的帝國,它的普世性最初是用屬靈的措辭構築出來,在神和凱撒之間做出了明確的區分。當拜占庭的皇帝們將其(基督教)作為構架其帝國主張的工具時,已經是在其成立的三個世紀後,此時基督教已經有了一個抗衡的教會機構,對所有信徒的意志和行動具有持久的權威。」

「相比之下,伊斯蘭的誕生與一個世界帝國的建立密不可分地聯繫起來,它的普世性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它沒有區分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這些權力在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結合,他的權威直接起源自真主,並同時作為國家元首和教派領袖行事。這使得先知可以用宗教光環來掩蓋他的政治野心,並將伊斯蘭的活力轉化為侵略性擴張的工具,不存在具備對等力量的內部有機體系與之抗衡。」(第5頁)

伊斯蘭帝國主義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是其擴張的方式。與歐洲帝國主義指向「海外」的做法相比,伊斯蘭是通過陸路途徑連續傳播的。從阿拉伯,向東到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向西到埃及、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向北到西班牙!他們唯一跨越的海洋是自古以來被稱為Jabal Tariq的狹窄海峽,即直布羅陀海峽。

卡爾什教授對伊斯蘭帝國主義的這一方面做了如下描述:

「古老的歐洲大國的帝國基本上都是海外實體,在主人和臣民之間劃出了明確的分界線。相比之下,伊斯蘭帝國是以土地為基礎的體制,通過廣泛的殖民化和同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隨著歐洲帝國的消亡,情況與過去有了明顯的區分。以前的臣民給自己打上他們獨特的國家民族特徵烙印,無論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尼日利亞人,或是其他。相反,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中東的阿拉伯語人口被灌輸認為自己是『一個阿拉伯民族』(One Arab Nation)的成員【3】,或一個普世的『伊斯蘭烏瑪群體』(Islamic umma)【4】,而不是他們特定民族國家的愛國者。」(第7頁)

卡爾什博士說「隨著歐洲帝國的消亡,情況與過去有了明顯的區分」,不能理解為完全區分,尤其是在非洲和亞洲的前法國殖民地方面。

法國與她的前殖民地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是通過「法語國家國際組織」(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該組織是一個代表以法語為通用語言或習慣語言的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組織,「在這些地方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口是講法語的,或者那裡有明顯的法國文化歸屬。」

此外,我們不應忘記歐洲殖民者留下的一筆偉大的文化遺產:使用拉丁文字將非洲和亞洲語言字母化,這有助於在社會各階層間普及識字率。基督教宣教士在將聖經翻譯成當地民族語言的領域時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法國人幫助了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給他們提供了基於拉丁文的字母表,從而讓他們擺脫了他們之前使用的中文表意符號。

這與伊斯蘭帝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伊斯蘭帝國主義將阿拉伯字母表帶入波斯和土耳其等國家,這些國家的語言是非閃族語系的(non-semitic),因此需要在阿拉伯字母上增加幾個符號和筆劃。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阿塔圖爾克(Kemal Ataturk)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徹底決裂的同時,憑藉他的天才引入了基於拉丁文的字母表,提高了土耳其群眾的識字率。

我覺得沒有人比奈保爾(V. S. Naipaul)能更好地概括伊斯蘭帝國主義對被征服者的影響,他在1998年由古典書局(Vintage Books)出版的《超越信仰:皈依者中的伊斯蘭遠行》(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Converted People)的序言中說,

「伊斯蘭在其起源上是一種阿拉伯宗教。所有不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都是皈依者。伊斯蘭無關乎單純的良知或私人信仰的問題。它提出了帝國式的要求。皈依者的世界觀必須改變。他的聖地在阿拉伯土地上;他的語言是阿拉伯語。他對歷史的看法也要發生變化。他要拒絕自己的歷史觀;無論他喜歡與否,他都必須成為阿拉伯敘事模式的一部分。皈依者必須放棄屬於他的一切。這對社會的擾亂是極大的,甚至在一千年後仍然無法解決;這種強迫扭轉人性的手段必須重複實施。於是人們對自己的身份和意義產生幻想;在皈依的國家的伊斯蘭中,有一種集合神經焦慮(neurosis)和虛無妄想(nihilism)的情結。這些國家很容易被激怒。」xi頁

 

【1】哈樂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變革之風》(The Wind of Change)講話,1960年2月3日哈樂德•麥克米倫對開普敦南非聯邦議會兩院議員發表講話。https://web-archives.univ-pau.fr/english/TD2doc1.pdf

【2】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198171/islamic-imperialism

【3】一個阿拉伯民族(One Arab Nation)(Umma ‘Arabiyya Wahida)是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復興社會黨的格言。

【4】伊斯蘭烏瑪(Islamic Umma),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座右銘,該組織於1928年在埃及成立,此前阿塔圖爾克(Ataturk)於1924年廢除了伊斯蘭的哈里發。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A Major Feature of Islamic Imperialism II: A Permanent Colonialism, Sanctioned by Divine Authority」

https://www.academia.edu/73888602/A_Major_Feature_of_Islamic_Imperialism_II_A_Permanent_Colonialism_Sanctioned_by_Divine_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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