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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東土耳其斯坦,今天是作為一個省叫做新疆,正是東方兩大巨頭蘇聯和中國之間的中心點。十九世紀末,這一地區不但是政治「熱點」;而且還是不同宗教間的交鋒點。

在這個宗教會集之地,瑞典差會也加入其中,當時作為在一塊廣闊地區的唯一差傳社團瑞典行道會(MCCS)正試圖在突厥人和漢人中間開展福音差傳的工作。它主要的宣教站點分別設立在喀什葛爾,1894年建;葉爾羌,1896年建;漢城,1908年建;還有英吉沙,1912年建。這個瑞典的差會吸引了國際的目光。約翰‧莫特(John R. Mott)博士在評價東土耳其斯坦差會時說道,「如果伊斯蘭之門沒有打開,基督教就不可能贏得世界。1」撒母耳‧池維謀(Samuel Zwemer)博士著重指出瑞典差會對福音在亞洲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位於喀什葛爾,戰略位置非常重要。他還特別強調說這個特殊的差傳組織是他所知道的在傳統穆斯林當中宣教最成功的一個2。然而,在經過了45年的艱苦努力之後,由於政治動蕩,這個宣教的工作不得不在1938年劃上了句號。表面看起來,結果以失敗告終,「在許多其他的宣教努力中這個最非凡的事業」從沒來得及發展成甚麼,也只不過是個嘗試,是個開始而已。

將東土耳其斯坦差傳一些必要的方面歸納到一起是我長期以來的心願和興趣,在我看來,是個不同尋常的任務。在過去的十年甚至更多年的時間裡,我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了研究這些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上。

本書的寫作素材主要來自於收集的大量發往該地區和發自該地區傳教士的書信。我還使用了一些在瑞典和東土耳其斯坦各大小會議的備忘錄。其他沒有公印的資料是在各處檔案館裡找到的,比如利丁粵差會檔案館(Mission Archives of Lidingö)、斯德哥爾摩的瑞典行道會、還有倫敦的英國國內外聖經公會的檔案館。幾個傳教士、他們的子女和親密朋友在各種場合的回憶性敘述還有他們提供的日記、信件和其他沒有公印的資料都是我的寫作素材來源。

所使用的公印的資料包括許多出版的關於這個國家、其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普通著作。有幾名瑞典人是其中的作者。1970年代,楊‧米爾達(Jan Myrdal)、拉爾斯-艾瑞克‧紐曼(Lars-Erik Nyman)和加納‧嘉林所寫的書籍已經出版。還有宣教士和各差會領導寫的其他出版物和文獻也是我的參考資料。在許多情況下,長達一生的傳教士故事往往來自這些書籍。其他付印的文獻包括年報、日記、週刊和報紙。

獨一無二的印刷資料,比如MCCS的登記簿、宣教站日記、站點之間的通信、差會和當局之間的通信,在差會活動終止的時候丟失了。作為一項防範措施,宣教士在離開宣教工場之前將他們的檔案燒掉了。因此,他們要設法銷毀一切可能用來作為反亞洲基督徒證據的東西。他們希望這樣做可以保存他們的性命。屬於差會的一切打印的或沒打印的東西在當權者看來是怎樣的可疑危險物,宣教士摩恩(Moen)的經歷就會告訴你。在他被驅逐的時候,摩恩的口袋裡有一張手抄的聖經經文,就是保羅給提摩太的書信。搜查的時候,這張紙被發現了,當警衛官員看見它是「一封信」時,當場就沒收了它,並堂而皇之地解釋說,「我不能讓你帶著這封信走3」。這些被銷毀的文獻對於了解差會本該是多麼的有趣和寶貴啊,許多保留給後代的信件反映了宣教士的情況。這些信是各個宣教士在東土耳其斯坦寫給他們的同事拉奎特(Raquette)的,1920年代初,當他回國的時候,他就帶著這些信回家了。這些信包含了許多分析工場局勢的細節。

這些資料來源看起來似乎是單方面的,因為大部分情況下它們都是由宣教士們自己所寫的。至於人們的宗教生活-差會在這個方面漸漸發揮著它主要的作用-卻沒有太多的其他資料可以獲得。關於伊斯蘭的文獻著作一般來說還是極其廣泛的。但具體到東土耳其斯坦的伊斯蘭情況,這個中國西部邊界上的穆斯林宗教,一般的宗教歷史卻鮮有提及。而且說到瑞典差會及其工作的評價,除了宣教士他們自己之外,只有少數幾個西方人真正看到過經歷過是怎麼一回事。一對美國夫婦亞洲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他的妻子伊麗絡(Eleanor)參觀了差會的宣教站點,在他們的書中,有一些段落對他們所觀察的有大概的描述。英國駐喀什葛爾的總領事跟宣教士們有頻繁的接觸。在宣教士和英國官員之間建立起了友好信任的關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總領事一直做到1918年的喬治‧馬卡特尼(George McCartney)先生。在他妻子凱瑟琳‧馬卡特尼(Catherine McCartney)女士的一本書中,敘述了他們在一起時的幾個有趣的插曲。其他幾位領事也對差會的工作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和讚賞。

來自英格蘭、美國、德國、瑞士和其他國家的一些到過這個國家的記者和學者也跟差會有過接觸,在他們的書中寫過這方面的事情。後來成為了芬蘭總統的古斯塔夫‧曼納海姆(Gustaf Mannerheim)在20世紀初的時候作為一位俄羅斯官員的身份深入訪問了這個地區。他也提到了宣教士們的事跡和他們給他留下的印象。英國的宣教士雷切爾‧溫蓋特(Rachel Wingate)從1924年到1928年作為自願者在瑞典差會裡工作。通過她在英國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使瑞典差會的事跡廣為傳播,遠遠超出了宣教士們能及的範圍。1927年,她在一瑞典報紙上寫下了下面的話:「你永遠不可能感知這個國家裡的屬靈黑暗,除非你親臨其境。4」

只有四名瑞典「局外人」當場看到了瑞典差會的工作。他們其中有三位探險家斯文‧海丁(Sven Hedin)、尼爾斯‧安伯特(Nils Ambolt)和艾里克‧若丁(Erik Nordin)。海丁和安伯特在口頭上和書作中都描述過他們跟宣教士的相會和關係。他們成了差會真正的朋友。第四位瑞典真朋友就是加納‧嘉林(Gunnar Jarring)大使,1929年他跟隨一群宣教士來到東土耳其斯坦。他在那裡做了一段時間的語言學研究,住在喀什葛爾的宣教站。1935年,他試圖第二次去這個國家,這一次也是跟一帮宣教士同行。然而他被阻止進入國境,不得不在斯利那加跟他的同伴們分手5。嘉林總是在書面上和口頭上對差會讚不絕口。

對於地理名詞的拼寫有幾種寫法。比如這個省叫做「Eastern Turkestan」或「East Turkestan」(東土耳其斯坦)都行。在語言學家宣教士拉奎特(G. Raquette)面前,我會使用「Eastern Turkestan」6。德國人對喀什葛爾的舊拼法「Kaschgar」有時在本書中也會出現。這裡我使用更加現代的拼法「Kashgar」7。大部份情況下,沿用了宣教士們所使用的拼寫,比如「Jengi-Hessar」(英吉沙)」。今天這個省份的新名稱「Sinkiang(新疆)」被普遍應用,本書中有注釋。所以「Sinkiang」將在最後一章的標題上看到。通常該省的名稱拼作「Xinjiang」,然而,本書出現得很少。

從信中逐字引用的部分被現代化了,因為原文涉及到老的拼寫形式和語法。相反現在已經棄用的稱呼「Mohammedans」(穆罕默德教徒)卻在逐字引用中保留了。剩下的情況,使用的是「Muslims」(穆斯林)一詞。「Musulman」(伊斯蘭教徒)這個詞即使在現代文學中也能找到,但只用於直接引用中。H. S. Nyberg對於這些不同的稱謂有如下的說法:「…Musulman這個形式採用自土耳其語,是作為一個波斯混合語存在的,應該在我們的語言中立即廢除,而用Muslim取代,名詞和形容詞的穆斯林…形容詞對應的伊斯蘭應該是Islamic,而不是Islamite」8。

在穆斯林當中宣教是否該用「Allah」(安拉)而不是「God」(真主)存在爭議。有些穆斯林認為「Allah」在西方語言中應該翻譯成「God」9。宣教士們總是使用「Allah」,這個用法在本書中仍然沿用。

在有些情況下,宣教士使用的術語被修改了。特別是早期宣教士使用的「idols」(偶像)、「heathens」(異教徒)等等,都用「Gods」、「Asians」(亞洲人)或「nationals」(本國人)替換掉了。

為了對歷史的發展有個更清晰的認識,本書按年代的順序來寫作。希望這樣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複。有些事件在不同的時期重疊了,有這樣的情況,這是有意這樣安排的,因為考慮到連續性的原因。第一章為了解差會的宣教事業提供了非常簡短但很必要的背景。真正描述宣教工作的是從第二章開始直到差會的被驅逐。本書最後得出結論基督的教會在新疆是活的。

因為我本人從沒有過機會造訪這個國家,我也不會說當地語言,所以我覺得宣教士們和他們的孩子們給予我的幫助真是非常的寶貴。本特‧桑科勒(Bengt Sundkler)教授和高級講師西格伯特‧艾克森(Sigbert Axelsson)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過去的幾年裡,我有幸跟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宗教歷史系的卡爾‧海倫克魯克茲(Carl F. Hallencreutz)教授合作,他成了我孜孜不倦的監督者。加納‧嘉林大使也給我提供了大量而有價值的書籍和建議。他還檢查了我的手稿並做出重要的評論。MCCS會長高斯塔‧赫伯格(Gosta Hedberg)、差會秘書沃特‧柏森(Walter Persson)、還有古蘭‧加勒(Göran Gunner)牧師都給過我寶貴的幫助。拉格納‧衛德曼(Ragnar Widman)博士帶我查閱MCCS的檔案。最後,宣教士斯格弗雷德‧摩恩(Sigfrid Moen)還給了我漂亮的照片。#

政治的動蕩終結了瑞典行道會的命運。有時候宣教士之間的工作關係配不上說是體現了標準的基督教信仰。人類的軟弱有時可能會令他們的工作變得似乎並不完美。雖然如此,這些短處怎麼也掩蓋不了東土耳其斯坦差傳事工中宣教士們所表現出的勇氣。

約翰‧胡特瓦

1 Folke, 1927 I,84頁2 Folke, 1927,27,84,87頁。Nyrén給Törnquist,1927年1月27日。Andersson,1948,29頁3 摩恩訪談,1972年9月23日4 Wingate在Friska Vindar,1927,291頁5 Jarring,1972,264頁6 Raquette,19287 Farquhar,Jarring et aliter,1967。Raquette,19288 Nyberg在Smith的序言,1961

9 Dialog…1971,44頁和note 5,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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