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東土耳其斯坦會眾的新情況，傳教士們並沒有不知所措。在1934－1935年交冬的時候，重建工作開始啟動。早在秋天的時候傳教士們就聚集到葉爾羌，以徹底考察局勢。他們聽到的來自各個宣教站的報告都是說暴亂對會眾造成毀滅性打擊。同時，足以值得高興的，令人驚訝的現象是許多先前差會的反對者現在公開表示了他們的支持。大會決定解散會眾，那些想成為新會眾成員的人必須特別要求成為會眾。每個人需表白自己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才能成為新成員。而且基督徒必須摒棄某些穆斯林的宗教行為，比如穆斯林的禮拜「乃瑪孜」。116

卡爾‧伯森寫道他如何懷揣不祥預感地返回東土耳其斯坦。所有的基督徒會不會永遠避而遠之呢？事實證明有相當多的人回到了宣教站，這讓他無比高興。他們公開承認離開了，並說未來他們想成為會眾成員。117

直到1935年的復活節，喀什葛爾的會眾才聚到一起重建和舉行聖餐禮。來慶祝聖餐禮的群眾驚人的多，他們都表達了他們想成為會眾成員的願望。羅伯茲說，除了會眾成員外，還有幾個其他人想參加，喀什葛爾的漢軍總司令劉將軍也想參加。英國副領事也參加了。在喀什葛爾海關辦公室工作的一位天主教徒也來參加。最後有對東正教夫婦也參加。他們是從蘇聯逃出來的，在宣教站住了好些年。118

所以每個人都沒有離開了。在1935年返回宣教工場之後，托奎斯特打回國內的報告對有些基督徒的信實表示了高度的敬佩。除了別的以外，他提到了在英吉沙的凱勒里（Khelil）的事例。如上面提到過的，1933－1934年暴亂期間凱勒里獨自一人留在了宣教站。當托奎斯特1935年秋回來的時候，凱勒里還在那裡，兢兢業業地堅守崗位。托奎斯特寫道：

「走過茫茫荒蕪之地，一到達英吉沙的時候，我就覺得直接進到了天堂。宣教站裡沒有傳教士，但在凱勒里的打理下幾乎察覺不到...我在那裡休息了一天，在整整齊齊的花園周圍漫步仿佛是在夢中。目睹了一切悲慘現狀，當我已經對人失去信心的時候，這三個人（托奎斯特也提到了其他兩位）像是漆黑中的希望之光束一樣突出和明亮...」119

艾拉‧斯韋德伯格（Ella Svedberg）1935年才來到宣教工場。她對那裡遇到的年輕基督徒驚訝不已。他們經歷了艱難的日子。其中有些人不過是十幾歲的少年了，但他們已經坐過監獄，為他們的信仰受苦。他們如果離開他們的基督教信仰的話，可以得到當局提供的重要職位和其他好處。雖然如此，他們還是回到了差會繼續他們的工作。120

差會發現自身所處的新形勢需要有很大的靈活性。拿孤兒院來說就是如此。在兒童和年輕人間的事工是差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眼下只得等待了。當最糟糕的動亂平靜下來的時候，傳教士們可以去探訪城裡他們原先監護照顧的那些人。這些人中有些生活在巨大的不幸中，完全崩潰了。傳教士們發現的其中一個女孩叫哈娃（Hava），哈比爾（Habil）的妹妹。她現在嫁給了屬於新政權下的一個督學，她自己也在一漢人學校工作。傳教士注意到學校使用的許多資料是差會的。121

在1934年11月的傳教士大會上，再次提出對被搶走的兒童該如何作為。大會決定讓這個問題先放一放。他們說，采取任何新措施的時候還沒有成熟。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兒童回到差會，那兒童之家就責無旁貸地要決定出合適的措施了。122事實上，有些孩子確實給出了生命的跡象。男孩子被幾個毛拉照看了起來，現在正教他們穆斯林的禮拜規矩。有好幾次小點的男孩子給兒童之家傳達出想回來的信息。然而傳教士們不敢行動。123

有些女孩子回來了。例如圖拉‧可汗（Tura Khan）就是一個。她是有一天逃到兒童之家的，也沒有人來找過她。還有幾個女孩子是自己過來的，有些是被他們的父母留在兒童之家的。她們在那裡一直呆到了1936年動蕩再次升級的時候，她們才被帶走。124另一名回到宣教站的女孩叫托妮莎（Tor-Nisa）。早在1933年夏的時候她捎來一個信息。在給Lisa Gahns的一封信中，她講到有幾個別的女孩子被給去當穆斯林的妻子。「我覺得穆斯林像垃圾，」她補充說。125娜米‧特寧談起托妮莎時說，在托妮莎回到宣教站的時候，她經常陪她出診和接生。她認真記下她觀察到的一切情況。一段時間後，她完全可以獨自看一些常規病例了。1934年特寧女士回到瑞典，並且弗瑞達‧倫德爾又在同一年意外去世的時候，托妮莎得肩挑起葉爾羌接生員的責任。126

1933/34年冬的時候，差會步入了正常化。驚訝地看到許多早先明顯抵制差會的穆斯林現在一步步地想支持差會的工作了。1934年12月，約翰‧安德森指出，在最近的艱難時期差會贏得了巨大的份額。以前從沒有發生過一個傳教士會被伊斯蘭真信徒用「祝你平安」來問候，但現在這樣的問候語在喀什葛爾和葉爾羌的大街小巷都能聽到。127奈斯透姆從葉爾羌發來報告說有些人信了耶穌基督。就在重建的當天，就是1935年耶穌受難節那天，傳教士們舉辦了一個洗禮會。醫院滿了。奈斯透姆還提到他去喀什葛爾呆了一段時間，在那裡實施了25例白內障手術。俄羅斯的醫生跟他一起工作。128在最小的宣教站之一的英吉沙也一樣，形勢充滿希望。站裡沒有傳教士，但工作由喀什葛爾來領導。基督徒很少，但來參加禮拜的差會的好朋友可以聚到15－20人。129

傳教士們開始希望1933/34年的暴亂只是個臨時事件，從1930年代初開始的良好勢頭現在會繼續發展。在1935年的一份調查中說，「在中國這個不穩定的角落裡，工作現在已經重新開展，參與人數有時候甚至比以前還要多。」130事情繼續穩步發展，到1936年初的時候，傳教士們可以在打回國內的報告中說某些地區的工作開展得跟以前一樣好了。人們對傳教士們也大有信心了。131大量的人來到醫院看病，在早晨的禱告會上，每天有約40個病人參加。132

然而，問題還是一大堆。幾年動蕩讓傳教士們飽受壓力。利薩‧嘎斯生命中的一件事就可以說明這個事實。她是個很堅強的人。在她可以自由回國瑞典而去往喀什葛爾的路上，她和埃斯特‧約翰森已經回到了葉爾羌女孩之家的任務崗位，如上面描述過的。在那裡這兩位傳教士過得很艱難。最後孩子們被領走了。那時利薩‧嘎斯的精神完全崩潰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度過「完全黑暗」的日子。埃斯特‧約翰森講述說有一次她如何費盡心思地在床邊想安慰她。此時利薩‧嘎斯從床上坐起來，重重地給了埃斯特‧約翰森一記耳光，哭喊說，「難道你沒有看見神根本不在意我們嗎！指望他有甚麼用？」133

疾病和死亡對傳教士們來說是大考驗。1934年，弗瑞達‧倫德爾死於傷寒。兩年後利薩‧嘎斯也死了。她當時回到了瑞典，與卡爾‧泊森剛結婚幾個月之後就死了。在工場上，有好幾位傳教士感染了嚴重的疾病。例如伊瓦‧胡克因感染傷寒不省人事地躺了10天。

傳教士們的一個個人問題是他們的薪水。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時候國家的貨幣體系混亂不堪。日常用品的價格比同期上漲了許多倍。對於昂貴空運費用運來的進口商品尤其如此。但傳教士們的薪水或多或少仍然跟20世紀初持平。在1906年，一位男傳教士一年掙1,440克朗，女傳教士掙1,260克朗；1930年代，各自的薪水分別是1,550克朗和1,350克朗。最後傳教士們只好向董事局指出他們的個人經濟問題。「我們斗膽要求加薪30%」，傳教士們說。134要是這個主動是來自斯德哥爾摩的話，那將是多大的鼓勵啊！

對傳教士們來說另一個沉重的負擔是尤其在1930年代有些瑞典的差會領導和差會朋友不相信不看好東土耳其斯坦的差傳事業。約翰‧安德森憤怒地引述MCCS的人怎樣輕蔑地談論這「一小撮基督徒」。有人寫到，「我看到東土耳其斯坦差傳的效果微乎其微...我想這是個傷心的故事。」135 30年代中期的時候，西格弗萊德‧摩恩在差會秘書帕馬爾的身上也感受到一種喪氣的情緒，「我很後悔沒有把你派到剛果去。136」許多人對東土耳其斯坦差傳沒有信心。在一些人看來，基督教差傳的顯然條件並不具備。摩恩說，他們的觀點認為差傳工作的目標應該是1. 黑人，2. 衣不蔽體活著的，3. 崇拜偶像的。對東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來說這三條沒一樣符合。MCCS領導層的一位代表對摩恩說，「你住在沒有崇拜偶像的文明人當中，你為甚麼還呆在那裡？」摩恩回答道，「他們不信耶穌基督，這就是我們為甚麼去那裡的原因。」137

文字出版和印刷工作很活躍，即使在困難重重的30年代也實現了他們的目標。1935年印刷了一本新的擴充版的差會詩歌集。它有255首歌。差會在那個時候有勇氣從事這麼大膽的事業不只是用奇怪可以形容的。除了別的傳教士以外，大部分歌曲的創作，翻譯或原版的抄錄都是赫曼森和羅伯茲完成的。羅伯茲談起赫曼森說經過這些年他獲得了相當的語言技巧和有一種「能抓住語言之美，崇高和真誠之美」的罕見天賦。138作詞作曲者當中也有一些亞洲的基督徒。139

1930年代許多翻譯的書出版了。其中有赫曼森的來自阿拉伯語譯作《基督的大名The Great Name of Christ》，一本英語小冊《君王之夢Sadu Sundar Sing, The Dream of the King》，和《弗朗西斯的玫瑰經A Rosary of the works of Franciscus》。艾伯特翻譯了一部來自英語的譯作《舊約中關於基督的預言Prophecies about Christ in the Old Testament》。1936年赫曼森又翻譯了路易斯‧華萊士（Lewis Wallace）的名著《賓虛傳Ben Hur》。140 1930年代中後期，新約的新譯本也完成了。（詳見下面文章）。

差會的印刷所還為當局印刷各種各樣的出版物。除了別的外，差會還被命令印刷紙幣。羅伯茲寫道，

「當革命帶著政權的風雲變幻到來的時候－喀什葛爾七次「易主」－我們開始為當局印刷鈔票。在這個動蕩期，印刷鈔票成了唯一穩定的事件，因為鈔票總是被各方所需要：漢人，東干人，突厥人和吉爾吉斯坦人。所以差會對於貨幣的貶值有著不光彩的「貢獻」。印刷機日日夜夜都在不停地運轉。我們一直印到把所有紙張都用完為止...」141

最後幾年負責印刷所事務的卡爾‧泊森也講起過印紙幣的事情。一開始，用的是合格的鈔票紙，但當他們用完了這種紙的時候，他們就用普通的新聞紙來印刷鈔票。當這種新聞紙也被用完的時候，他們就使用「白色的家用紙」。142印刷所被各個不同的政權當局所利用。革命期間幾份國內當地語言的報紙有好幾年都在那裡印刷的。負責印刷所的突厥人對這些報紙的內容不總是很嚴謹。1935年，阿雷爾寫回國的信中說報紙印刷「對我們差會是個恥辱」。143發行量只有300份，一個星期出版兩期。順便說一下，其中有一份革命報紙叫做「新生命」。144然而在這種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傳教士們也儘量去看到這一切的積極面；人們培養起了讀報紙的習慣也可以有助於差傳。傳教士們認為一些重要的國際新聞也可以印刷出來。在英國領事館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路透社的電報。要是人們對讀報產生了興趣，那稍後差會也許就可以出版其自己的報紙並讓它廣為傳播和閱讀了。可是，這項差會報紙計劃從來沒有實現出來。145這對傳教士們來說是心酸的遺憾，因為這個願望甚至從1912年當印刷機到達工場的時候就已經懷有了。146

116 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4年11月28日。

117 Carl Persson訪談，1972年9月23日。

118 Lundahl，1945，249頁ff

119 Tornquist的報告，1935

120 Palmaer，1942，244頁。Wingate，1951，18頁。

121 Palmaer，1942，195頁。

122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4

123 Lundahl-Walder，1938，132頁。

124 Friska Vindar，1939，10頁f

125 N. N. 致信Lisa Gahns，1933年5月16日，7月23日。

126 The Svensk Veckotidning，1942年6月5日。Palmaer，1942，166頁ff。Naemi Terning訪談，1973年7月24日，1977年10月26日。自從1960年代末開始，這位女士與特寧夫人和其他傳教士經常保持著信件聯繫。

127 John Andersson 在《the Svenska Morgonbladet》上的文章，1934年12月3日。

128 Nystrom 致信Gronkvist，1935年1月27日，致信Palmaer，1935年3月31日。Nystrom in　“Ljusglimtar fran Ostturkestan”（＝東土耳其斯坦見聞），1935年4月25日。（打印版，Boras）Nystrom in　”Vardagsliv i Jarkend”（＝葉爾羌的日常生活），1935年7月。（打印版，Boras）

129 Nystrom，Ljusglimtar…見上。

130 SMT，1935，59頁。

131 同上，1936，54頁。

132 Nystrom致信Palmaer，1936年6月2日。

133 Ester Johansson訪談，1973年2月27日。

134 東土耳其斯坦大會紀要，1936，§25。MCCS的差傳經費不允許加任何的薪水，更不用說考慮招募新雇員了。

135 Lundahl，1946，214 頁。

136 Moen訪談，1972年9月30日。

137 同上。

138 Palmaer，1942，203頁。

139 同上，202 頁f

140 Hermansson致信Palmaer，1936年4月6日。

141 Palmaer，1942，203頁f

142 Carl Persson訪談, 1972年9月23日。

143 Arell的報告，1935

144 Palmaer，1942，205頁。

145 Jarring，1970。Carl Persson訪談，1972年9月23日。

146 Lundahl，1916，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