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保守派伊教学者的“完美”论述

穆罕默德‧慕斯达发‧阿扎弥（Muhammad Mustapha al-Azami）是当代伊斯兰圣训学者，也是为古兰经文本的权威性与可靠性极力辩护的一位伊斯兰学者。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早年在印度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Dar al-Ulum Deobandi）毕业，于1955获得埃及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的文学硕士，并于1966获得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哲学博士。

阿扎弥乃沙特阿拉伯利雅德（Riyadh）的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之荣誉教授，曾任该大学伊斯兰研究部主任，以及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位。他也曾任美国密芝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的访问教授，著作等身。笔者谨略述他在其名著《古兰经文本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中的一些论点以供参考。[[1]]

第五章“古兰经文的记录与排列”：按阿扎弥，在麦加期间已经有古兰经文记录在残片（parchments）上；录经者有Abdullah b. Sa’d b. Abi as-Sarh和Khalid b. Sa’id b. al-As等。在麦地那期间，前后有65个文士参与录经工作。栽德‧本‧萨比特（Zaid b. Thabit）说他住处靠近先知，不时被传召为先知记录经文；过后先知要他读回所作记录者加以审核，例如有关盲人的古4:95节降下时刚好是他在做纪录。

阿扎弥认为，“根据有好些的录经者，加上先知有呼召他们记录下新的启示之习惯，可安全假设先知在世时，全本古兰的经文笔录已可以获得。”（Based on the total number of scribes, and the Prophet’s custom of summoning them to record all new verses, we can safely assume that in his own lifetime the entire Qur’an was available in written form.）[[2]] 注意引文中的“assume”（假设）字眼。

阿扎弥说一般公认古兰经章与节的排列并非按时序也非按主题，这样排列背后的秘密只有阿拉最晓得，因为这是祂的书。阿拉委任穆罕默德一人讲解经典，因此只有他有权作经节的安排。有好些报导谓先知积极地指示文士们把经节安置在不同的章。栽德说我们在先知的面前把一片片的残片收集为古兰经。按卡尔比（Al-Kalbi），是天使加百列指示先知把2:281列在本章的最末了 — 这是给先知的最后一节经文。许多圣训显示众伙伴（sahaba • the companions）对各章的起点与终点是熟悉的。”[[3]]

据说乌拜伊‧伊本‧卡阿卜（Ubai ibn Kab）和伊本‧麦斯欧德（Ibn Mas’ud）的分章法有些不同。阿扎弥认为章数的次序调动了没甚关系，但分节与词句却未曾改变，且有抄本为证。他相信现有的分章次序是先知穆氏所定的，但有其他学者认为是由栽德、欧斯曼或其他伙伴所排列，或各占一半。学者一致认为现有版本与欧斯曼版本的分章次序是古今一致。古代皮卷都很笨重，例如也门古抄本的厚度可超过一公尺！因此一般古抄本只涵盖三五章到一二十章。[[4]]

第六章“原始古兰经文的收编”：先知生前古兰经文都已存在了，只是未经搜集（collected）与排列（arranged）。根据布哈里、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栽德等的传述，先知死后艾卜‧伯克尔指挥进军叶麻默（Yamama）剿平背叛伊教者的战役中，有众多“全背诵经师”（qurra/huffaz，指会背诵整部古兰经的诵经者）战死沙场。但到底是几多个则各说各话，有说50多、70、118、450、600~700者的。因而引发危机感，恐怕若不赶紧搜集天经日后失传则罪莫大焉！在搜索过程中，若有人说曾从先知领受某段经文，必须有两人矢言那的确是从先知面前听到而写下来的，否则拒收。

阿扎弥说当年搜集经文并非由于原有经文缺完整性，因已有多人把所有经文背诵在心，其目的只是为对照核准，双管齐下进行。[[5]] 但注意栽德所收集的乃分散在各处的残片（suhuf • sheets of parchments；复数），而不是抄本（mushaf）。这些残片都大小、材料不一，乃凌乱不齐如“杂堆”（disorderly heaps）。按阿扎弥，栽德已按章节把所有残片以麦地那文体与读法〔栽德原为麦地那人〕整理并收藏在“国家文件库”（state archives）。十五年后欧斯曼作大教长时穆民已是有钱有势，故那时才有足够资源编订具高素质、完整且页数大小一致的抄本（mushafs）。[[6]]

原始残片版的古兰经之收编归功于第一任哈拉发艾卜‧伯克尔。他死后欧麦尔接任为哈里发。除了显赫战功，欧麦尔也积极推动经典的传播。他曾派遣至少十名伙伴到巴士拉教导经典，差派伊本‧麦斯欧德到库法，另差派三人到叙利亚的欣斯（Hims）、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其中一个叫达尔大（ad-Darda）的在大马士革训练了1,600个学员，分十人一组，高级的由他亲身教授。艾布‧穆萨（Abu Musa）在巴士拉做同样工作，训练了300人。欧麦尔也安排雅兹德（Yazid bin Abdullah）教导镇外的贝都因人，另安排老师在麦地那教导儿童。[[7]]

第七章有关欧斯曼版本的编辑与出版在本书前一章已引用，不赘述。然而笔者深感不解：若如上述，哈里发欧麦尔是那么注重古兰经教育，以至于在栽德编定了他的“原始残片版”（suhufs）之后，差派老师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各地口授正确的麦地那/古莱什方言读法，培训了上百上千学员，为何他死后短短三几年罢了在欧斯曼作大教长时不同地区的穆民〔尤其是叙利亚帮与伊拉克派〕就已因不同读法闹分裂，且严重到需要赶紧修订欧斯曼钦定版！？这难免令人质疑阿扎弥和其他类似的传统说辞不过是些空洞的掩饰、宣传。

同一章提到针对欧斯曼抄本进一步的操作，即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公元685-705）时期，伊拉克总督哈贾吉（al-Hajjaj bin Yusuf，卒714）的修订故事。按伊本‧艾比‧达乌德（Ibn Abi Dawud，卒909或928）的报导，哈贾吉曾针对欧斯曼版本作出11处的修订。

但阿扎弥认为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报导有问题，因为其中两个传述链人物一个缺诚信，一个有什叶派倾向，又据说达乌德本身的学术也都有问题。[[8]] 阿扎弥认为哈贾吉或许不是修改欧斯曼的版本，而是一些偏离欧斯曼版本的抄本。他又说即或是修改，相关修改对经文的意思并没什么影响。哈贾吉过后也把修订后的经典分发到不同城市。

据说其中有一部是送到麦地那，但欧斯曼的家人却对此版本感到不悦。差使要家人拿出欧斯曼版本来诵读比较，但家人说欧斯曼版本在他被刺杀那天就被毁了。过后阿巴斯王朝的玛赫迪（al-Mahdi）大教长把另一部抄本送到麦地那以取代哈贾吉的那部。阿扎弥一方面贬低艾比‧达乌德，同时也提述后者研究与保护古兰经的热诚，说他曾召聚全背诵经师（huffaz）聚会，把古兰经里的每个字母相当准确地数过。[[9]]

按阿扎弥，古兰经的文本骨架（skeletal text ，阿语rasm）1,400年来不变是最大的神迹。他说，“随着年日早期在穆民群体之间流传的众抄本产生了一些表面变更，但它们都不影响词汇的发音和经文的意思。欧斯曼本人或许也预知这现象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之所以决定把元音写得少而又少、避开分节符号与辨字逗点，很可能是为要阻止一些人不求正确指引而擅自背诵经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然也不至于拖延甚久〕，附加辨字逗点和分节符号已成为常规。”[[10]] 但一般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欧斯曼时期尚未有相关的辨字与读音符号，或仍只在发展阶段，所以未克派上用场。

在第八章，阿扎弥谓欧斯曼抄本没明显分章，但有时借“奉主名”（bismillah）或留个空格加以表明。起初也没有分节，但不久后即引进。他引用一些古抄本显示第七世纪末已有不同形式的分章分节记号。在第九章，作者从古抄本或古迹显示不同形式的字体在第七世纪时已在发展中，因此不能把某字体的产生限制于某地区或年代，例如不能把库法字体（Kufic）设定在第八或第九世纪的伊拉克。

有关阿拉伯文的创始与发展，阿扎弥写道：“阿拉伯的石块装饰含有许多从公元第三世纪中期发源的阿拉伯文字。从一些角度看，它们是原始形态，然而这早期的阿拉伯文字推动了纳巴泰社群阿拉伯文（Nabataeans’ own form of Arabic）的发展，而其根源乃可追溯至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的年代 —— 远早于亚兰文（Aramaic）之先。”

他补充说，“与其他语文一样，阿拉伯的古字型学（paleography）与拼写法（orthography）恒常有变动（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穆斯林疆土的拓展导致不同阿拉伯字体平行发展，例如希贾兹式（Hejazi）、库法式（Kufic）和草书（cursive）都各有其特性。没有任何一种字体主导另一种，也没有任何一种局限于某特区。从众多取自[伊历]第一世纪的书写文字，我们已经否定了库法形体的抄本只能来自伊历的第二或第三世纪。” 在第十一章，作者列出被认为是欧斯曼的六大官方抄本，即来自麦地那、麦加、库法、巴士拉、沙姆〔Sham；位于叙利亚〕和欧斯曼本身的版本，用以彼此对照比较。

接着他也把所谓的麦地那定本跟一部个人抄本即“马里克‧本‧艾比‧阿米尔抄本”（Mushaf of Malik bin Abi Amir）作比较，进而也跟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莎拉伊（Topkapi Sarayi）博物馆与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Turk ve Islam Eserleri Muzesi）、开罗的马萨德‧胡欣尼（al-Mashhad al-Husaini）清真寺以及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所收藏的所谓欧斯曼抄本作比较。最后又加上参照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简称BNF〕和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希贾兹‧玛伊（Hejazi Ma’il）抄本。[[11]]

阿扎弥针对上述分析与研究的结论是：“哈里发欧斯曼一送出他的官方抄本到不同区域，学者们立即针对个别的抄本进行艰辛研究，且把其间的差异列出；在整本古兰经的9,000行中，发觉偏离者总数有44处，牵涉45个字母（characters）。这些差异的每一处都乃源自先知的多元读法（multiple readings），都具有同样权威，而且毫不影响经节的意义......”[[12]]

与结论相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阿扎弥问：“按事实麦地那抄本在随着欧斯曼被刺杀的内部争斗中失落〔或被毁了〕；[[13]] 那么学者们如何审核配发给麦地那的原抄本呢？” 〔按阿扎弥，最初麦地那有两部抄本：大教长欧斯曼个人抄本（Mushaf al-Imam）和麦地那抄本，两者都已灭没。〕他说答案有两个。其一，艾布‧达尔大（Abu ad-Darda）是与欧斯曼同年逝世的知名伙伴；他曾针对欧斯曼的抄本，包括收藏在麦地那的那份进行广泛研究。他对未失踪前的麦地那抄本之研究与统计，给日后学者留下个范例。[[14]]

其二，〔这点或是更为重要〕，那些没机会考核麦地那抄本者常在论述中说参考了希贾兹（Hejaz，指阿拉伯西部）穆斯林的抄本，意思说他们乃查考了麦地那抄本所认可的复制本，是某些知名的伙伴或学者在抄本失落前为自己的需要而制作的。[[15]] 他们因而绕过了欧斯曼原抄本的实际损失，得以对文本作详细分析。”[[16]] 阿扎弥的保守传统论述指古兰经的启示、搜集、编订与流传都得以顺畅、十全十美地传承，似乎天衣无缝，但其中涵盖诸多假设与揣想。

（二）中国学术界描述古兰经正典与完善化的艰难过程

实际上，古兰经的正典与完善化是个冗长且艰巨的过程。这或可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导的《古兰经基础简明教程》针对这课题所作的论述字里行间反映一二。注：下文〔〕括号中的评议乃笔者所作的回应。

古兰经从零星的降示至最后的汇编乃经过许多阶段：1. 口头背记的传递 — 先知把从天使所领受的启示传递给圣门弟子，由弟子们加以背记。2. 分散在枣树叶、木板、石块、皮革、动物的肩胛骨的书面记录 — “对于《古兰经》，穆圣也只是要求记录员如实记录，并未指示他们编排成册。汇编《古兰经》是穆圣归真后的事。”[[17]] 这些分散各处的记录显然乃是有待搜集的残片（suhuf）。

3. 随着先知穆氏的逝世而爆发的叛教运动，引发古兰经文失传的危机，迫使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委任个以栽德‧本‧萨比特为首的四人小组〔其他组员为乌拜伊、欧斯曼和阿里〕，积极进行搜集、整理、汇编 — “这样，经过整理、核对和汇编的《古兰经》初本告成，由栽德‧本‧萨比特抄写在同样大小的‘册页’，交给艾布‧伯克尔亲自保管……《古兰经》的这个最早的汇编本，史称“穆斯哈夫”（mushaf）。” [[18]]

〔但上述有关艾布‧伯克尔“穆斯哈夫/抄本”的说法与阿扎弥第六章的描绘有出入，因按阿扎弥这初版是“残片（suhuf ）版”而非“抄本（mushaf）版”，恐怕也没大小一致的“册页”。问题是这所谓原始定本的实际状况如何从未有人见过 —— 包括先知穆氏；一切都是听凭约200年后撰编的圣训传言所说。〕

4. 按《简明教程》，艾布‧伯克尔抄本“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期间（634-644在位），始终完好地保存着……实际上圣门弟子们都忙于各种事物，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的审核。”〔但这也跟上述阿扎弥第六章的言论有所出入。因按阿扎弥，大教长欧尔麦乃积极派遣诵经师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各处培训上百上千诵经员以确保真主话语的传承。〕

5. 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刚才上任，即发觉因着经典读法存有严重分歧，导致帝国各处引发冲突，尤其是爆发在伊历25年（645-646）侯宰法（Hudhaifa）统帅下攻打阿塞拜疆伊军部队中的叙利亚帮与伊拉克派之间的冲突。冲突促使欧斯曼紧急委任栽德与另三人以艾布‧伯克尔时期的原始定本为基础，再次进行订正、整理和核实。这次栽德在阿卜杜拉‧本‧祖拜尔、赛义德‧本‧阿绥和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哈里斯三人协助下修订了著名的“欧斯曼定本”，过后分发到麦加、库法、巴士拉、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大城；同时命令销毁流传各处的其他抄本。[[19]]

〔质疑：若阿扎弥所说属实，即古兰经乃深藏于人心，而且欧麦尔曾那么努力派人到处教导正信古兰并栽培众多诵经员，怎可能当他一死、欧斯曼一上任即面对这针对经文内容的大分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保管原始版古兰经的先知遗孀哈福赛一死，连她收藏的那部定本也被麦地那首长马尔万（Marwan）从她兄弟手中强迫拿走销毁。为什么？〕

6.《简明教程》说因欧斯曼定本的字母尚未有点标和音符〔因此很难确定一些用词的真正涵义，也必连带影响到整个句子的涵义〕，给诵读的人带来不少困难和不便，因此有需加上标注。今天看到的欧斯曼本的点标与音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了若干阶段，直到伊斯兰教历的第三世纪末才最终完成的。”〔因此穆斯林不好随便说今日的欧斯曼版本古兰经跟1,300多年前大教长欧斯曼编订的乃是一模一样。〕

按《简明教程》，整个标注的过程乃经过伍麦叶王朝巴士拉的总督齐亚德，以及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时期（685-705）伊拉克总督哈贾吉等后继学者逐步完成。是哈贾吉首先采用分辨字母的标点符号；其中有些符号是从叙利亚语借用的。另有二学者 — 本‧阿绥姆（707卒）和本‧叶尔穆尔（746卒）协助完成这任务。过后还有哈利勒（786卒）引进元音符以助读。及至第九世纪末，随着阿拉伯文正楷字体的出现与流传，欧斯曼定本才算最终得以完善。[[20]]〔看来阿扎弥谓欧斯曼时期已有些注音符号说辞不实。〕

除了《简明教程》，周燮藩在《古兰经简介》也写道：“‘欧斯曼定本’为统一《古兰经》版本所作的努力，从整体上看，在时间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早已流传的各种抄本，并未因此而立即绝迹……目前看，抄本与定本的明显差别是在章的数目上。伊本‧麦斯欧德的抄本没有收录定本的最后两章……还没有第一章‘法蒂哈’……与伊本‧麦斯欧德相反，乌拜伊的抄本不仅包含定本的前后三章，而且还收有定本没有的另外两章：哈勒章和哈夫德章。”[[21]]〔当然古抄本之间还有其他许多差异。注意：伊本‧麦斯欧德和乌拜伊两人都是先知亲密且资深的圣门弟子，都很得尊崇。〕

“主要由于书写文字和标音符号的缺点，‘欧斯曼定本’颁布后，如无专门的指导，仍无法诵经……加之方言的不同，很难放弃旧的读法而采用新读法。而且，定本既非根据真主启示，亦无先知的直接指导，很难直接取得绝对的权威。早期穆斯林就以《古兰经》‘占有许多面目’（祖伍朱欣）而自豪，即《古兰经》有丰富多样的形式。随着有关学科的发展，统一《古兰经》版本的要求终于在10世纪彻底实现……”[[22]]〔本段字句加上的底线为笔者所作，为要引发阅者特别关注和思想。〕

按周燮藩，各种抄本之间的大量分歧，主要表现在读法的不同。一些不同读法来自分歧的音符与文法差异，一些反映了伊斯兰教中不同教派和学派的倾向。“据记载，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样的不同读法有1,000多处，以致‘欧斯曼定本’有时也难以确认哪种读法是原初的准确读法。至10世纪初，由于书写文字的改进，使精确抄录经文和读法成为可能。一般认为，这一工作是由伊本‧穆查希德（859-935）完成的。”[[23]]〔其实有学者研究比较时下尚可在穆民地区买到的阿文古兰经，发现的不同读法有好几万处！〕[[24]]

问题：伊本‧穆查希德真正精准完善了古兰的读法吗？答案是没有！他根据先知曾说启示是以七种“艾赫鲁夫”（ahruf，意为“字母”）降示的，意思似乎应指“七种版本”，但伊本‧穆查希德著《七种读法》一书定义且限制了其他好多不同版本/读法，人们也普遍接受。〔其实后来还流行十四种读法之说，真是太灵巧神奇了！穆斯林通常辩称那是指7种或14种方言读法，但阿文是用“ahruf”（字母）不是用“lughat”（方言）。〕有关诸多的分歧读法，周燮藩的小结谓：“基本的涵义是：只要意思没有颠倒，如惩罚没有读成恩赐，形式无关紧要。”[[25]] 一般穆民不懂也否定这些相关的实际学术层面演化与议论。

至于今日流行普世的“欧斯曼钦定本”又是怎样来源的呢？“虽然宗教学者不断地探讨读法的分歧，只有一种读法在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即库法学者阿西姆（ʿĀṣim，744年卒）及其传颂人哈夫斯（Ḥafṣ，805年卒）的读法。1924年埃及的官方版《古兰经》采用这种读法后，使它享有更加普遍的权威。”[[26]] 这版本俗称“Ḥafṣ ʿan ʿĀṣim”；笔者汉语称之为“哈夫斯颂阿西姆版” 读本。

实际的情况是当前流行的“欧斯曼钦定本”（al-Mushafal al-Uthmani）原本不过是流行于中古世代14个诵经（qiraat）版本中的一个，即上述的“哈夫斯颂阿西姆版”读本。从大学者苏尤蒂（al-Suyuti，卒1505）针对古兰抄本的论述，并没看到这诵读本在中古当代有何特出。然而奥图曼帝国于公元16世纪采纳使用之而使之广为流传。

埃及艾资哈尔伊斯兰大学于1924把它定为官方定本并非因对众古抄本的研究比较后发现它的原文最接近原始欧斯曼定本，而主要乃基于其流行度。因着艾资哈尔的选用，埃及政府也于1936定之为官方版本，随之世界各国伊斯兰当局也纷纷效尤，使之更广为流传。埃及政府随之乃把其他版本抛掷于尼罗河！[[27]]

（三）西方学术界对圣训与欧斯曼定本（Mushaf Uthman）的评估

由于伊斯兰学者针对古兰经的发源与传承故事都乃根据圣训之传言，故相关研究学者对圣训必需有所理解。圣训在阿拉伯语以两个字表达，即1. 哈迪斯（hadis/hadith）：意为传述、谈论、“讲古”，特指有关伊教先知的传述或故事；和2. 逊奈（sunnah）：意为榜样，指先知的圣行榜样。中文皆译之为“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有些先知穆氏认可之圣门弟子言行也辑录其中。

穆斯林认为所有可靠圣训都可追溯至先知的年日，并且有“传述链”〔isnad，指可靠的传述者名单〕为依据。逊尼派和什叶派各有自己的圣训专辑。前者著名的有六套或说六部，其中以《布哈里圣训集》（Sahih al-Bukhari）和《穆斯林圣训集》（Sahih al-Muslim）为最具权威性。它们都是在第九世纪〔即先知逝世后约200多年〕才编辑成书。

什叶派看为最重要的有四套，以艾布‧贾法尔‧穆罕默德‧库莱尼‧拉兹（Abu Ja‘afar Muhammad al-Kulayni al-Razi，864-941）编辑的《教门大全》（Kitab al-Kafi）列首位。它们主要是根据其鼻祖阿里与他后裔的传言。各套圣训中的记录都有很多的重复。同一个故事通常都有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加以传述。每部都含有数千个有关先知穆氏〔什叶派者加上与阿里等〕的言行故事。

但按近代西方著名伊教与阿拉伯语专家学者，如伊纳兹‧沃兹赫（Ignaz Goldziher）、特奥多尔‧诺德克（Theodor Noldeke）、约瑟‧沙赫特（Joseph Schacht）、里昂‧凯达尼（Leone Caetani）、保罗‧凯萨诺瓦（Paul Casanova）、阿方斯‧闵戈纳（Alphonse Mingana）、约翰‧万斯布劳（John Wansbrough）、约翰‧布尔顿（John Burton）等的观点，多数圣训并非源自穆罕默德，而是后人按他们处境的需要借用先知名誉编造。他们认为有关欧斯曼编订所谓 “欧斯曼正典” 的圣训也是后人所编造，故不足为信。

公元2005-2006好些西方顶尖古兰经研究学者乃针对所谓“欧斯曼定本/正典”进行研讨。参与者有保罗‧凯萨诺瓦（Paul Casanova）、切斯‧罗宾逊（Chase Robinson）、劳伦斯‧康拉德（Lawrence Conrad）、皮尔里‧拉尔则（Pierre Larcher）、欧麦尔‧韩丹（Omar Hamdan）、 阿弗雷‧路易斯德‧柏里马（Alfred Louis de Premare）、F.E. 彼德斯（F.E. Peters）、史提芬‧苏梅克（Stephen Shoemakere）、 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和国际权威弗朗索瓦‧德卢兹（Francois Deroche）等。

上述学者大致认为所谓“欧斯曼定本/正典”应当是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卒705）和伊拉克总督哈贾吉‧伊本‧尤素夫（Al-Hajjaj ibn Yusuf，卒714）时期的产品。他们乃从历史学、语言学、释经学、宗教学等角度质疑欧斯曼时期〔约于先知死后20年〕有能力推出一部各方穆民都能接受且据说完美的一个定本；一般认为它应当是集合超过一代人且涵盖不同传统的综合成果。

戈登‧尼克尔（Gordon Nickel）在《温柔回答》（The Gentle Answer）第十六章论述西方学者针对汇集与编辑所谓欧斯曼定本所提出的一些混淆，令人质疑此定本是直接源自阿拉与先知穆氏又由圣门子弟无误保存、撰编与传承的天启经典。[[28]] 尝试客观、准确、编订与鉴定古兰经原始文本是个极其艰巨的工程与过程，学者们认为甚至至今穆斯林群体仍尚未能达到这祈盼的目标，主要原因是整个工程与过程乃布满好些“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尼克尔在第十三章陈述其中十一点简列于下，[[29]] 详细内容则有待读者参阅鉴定：

1. 1.对手稿原本的不确定。

2. 2.对“标准”文本的不确定。

3. 3.对由来的不确定。

4. 4.对阿拉伯字母的不确定。

5. 5.对文本的不确定。

6. 6.对完整性的不确定。

7. 7.对遗漏、添加和改动之处的不确定。

8. 8.对废止经文（abrogation）的不确定。

9. 9.对矛盾的不确定。

10. 10.对汇集和编辑之事的不确定。

11. 11.对含义的不确定。

针对上述有关古兰经之不确定因素，尼克尔总结说：“本章已指出古兰经的十一个范畴，是以往的穆斯林学者们曾公开表示不确定的，我们能近乎无止境的扩充每个段落，并且加入更多段落......穆斯林学者们针对“古兰经学”提出和讨论问题的传统有超过一千多年。学者们从未曾宣称对相关的每个细则都确定，事实上反而经常以“bi-la kayfa”（“莫问其由”）、“asahh”（“更正确”）或“真主最知道”之类的托辞来结束讨论......本章所评述的不确定因素，并非由欲冒犯穆斯林的非穆斯林所杜撰出来，而是由敢于正视古代手稿之盘根错节的穆斯林作家们所提述的。”[[30]]

早期古兰经的传承（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陆维恩（Luke Wayne）的网上文章引述了所谓欧斯曼定本的诸多问题后，接着提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如何在他统治时期“修编”（redaction）及发行古兰经事迹如下：初期的所谓抄本很可能不是摆置在会众前宣读，而是凭记忆口诵。公开宣读文本古兰似乎是在第七世纪末由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的同僚与顾问穆查希德‧本‧尤素夫所开创的。[[31]] 阿里‧珊胡迪（Ali al-Samhudi）记载：麦利克说，“人们在过去并不在清真寺从抄本诵读古兰经，是穆查希德‧本‧尤素夫开始这制度。” [[32]]

在麦利克时期穆民之间的纷争日趋严重，看来麦利克尝试借着合一颂经以团结伊教子民，因此他也效法较早的欧斯曼委任了哈贾吉在编制古兰经的官方版本后分发到各主要城市。当代一位基督教学者肯迪（al-Kindi）曾记载说，哈贾吉从古兰经删除了好些东西，包括伍麦叶和阿巴斯儿子的名字，同时把他所认可的五部送到埃及、叙利亚、麦地那、麦加、库法和巴士拉。他还把所获得的过往版本放在油里煮沸消溶。[[33]]

身为基督教徒，肯迪的说词或可引发争议，但穆斯林方面也有相应资料提述麦利克汇集古兰经事件。伊本‧扎巴拉（Ibn Zabala）说：“马立克‧伊本‧阿纳斯（Malik ibn Anas，卒795）向我报告，‘哈贾吉‧本‧尤素夫把抄本送到众首都，把一本大的送到麦地那。他是第一个把抄本送到诸城市者。’”[[34]]

另有报导说，“我是哈贾吉‧本‧尤素夫的一个警卫。哈贾吉书写了抄本，过后送到军事重镇（al-Amsar）。他也送一本到麦地那。欧斯曼的家人不悦纳他的版本。他们对家人说，“拿出欧斯曼‧本‧阿凡的版本让我们可以读！” 他们回答，“在欧斯曼被杀的那一日它被毁了。” 从这故事可见，哈贾吉的版本或许跟欧斯曼的有些差异，同时当时欧斯曼版本可能已找不到了。有些其他资料说那版本已经失踪了（taghayyaba）。[[35]]

当代还有其他的读本（qira’at）或抄本（mushaf）存在，特别是先知亲密门生伊本‧麦斯欧德的读本或抄本。按阿扎弥，当欧麦尔继承艾卜‧伯克尔作大教长时他十分关注古兰经教育，曾经差派至少十位伙伴到巴士拉，差派伊本‧麦斯欧德到库法。当有人向他报告，说在库法有人凭记忆口述教导古兰经，他气得要发疯了。但当发觉那人原来是伊本‧麦斯欧德，回忆起他的能力才干，欧麦尔平静了下来。[[36]]

伊本‧麦斯欧德从开始即为先知的亲信，欧麦尔对他是十分的敬重，他的古兰经版本应当是个十分权威性的。但根据好些报导，几十年后的哈贾吉却极其仇视他的抄本，说它是“razas”或“入神诗歌”（ecstatic poetry），且威吓说，“靠着真主，我若找到有人阅读它，将会把他杀死，甚至把那抄本用大块猪肉加以涂抹（I will kill him, and I will rub his mushaf with a side of pork）。”[[37]] 为何哈贾吉对这抄本如此敌视威吓？

根据伊斯兰本身的史料提述，先知穆氏活着时从未交代汇编文本古兰经典事宜。他逝世后经典的汇集曾有两回，即在艾布‧伯克尔时期和欧斯曼期间，过后在哈里发麦利克和哈贾吉期间曾加以修编。把不合格的抄本加以毁灭的事件也曾发生两次 — 欧斯曼时期和麦利克时期。按伊斯兰的传述，在伊历45即公元665〔哈福赛死后〕连栽德所汇集的最早残片（suhuf）定本也被麦地那的总长摧毁。[[38]]

严重问题：既然过去伊教政权本身曾经一再毁经，甚至把最原始最神圣哈福赛手中的“母本”（“mother of mushaf/copies”）也毁了，加上所谓经文曾经可以有十多种的合法读法，怎能确知今日的版本与读法是当年阿拉传授给先知的？基督教古兰经研究学者基益‧斯摩尔（Keith Small）观察谓，“古兰经传承之历史一方面见证了针对某一辅音文本详尽的保存，同时它至少也见证了为保存该文本而作出同样详尽的毁灭。”（“While bearing testimony to the careful preservation of one particular consonantal text,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is at least just as much a testament to the destruction of Qur'an material as to its preservation. ”）[[39]]

小结：针对阿扎弥论述的回应

辩护欧斯曼定本的权威与可靠性，阿扎弥著作的结论是：对照比较最古老、一般上被认为是欧斯曼定本直属传承的九个古抄本〔参上文 – 六加三〕，他发觉在整本古兰经的9,000行中，有所偏差者的总数只有44处，牵涉45个字母；而这些差异的每一处都乃源自先知的多元读法，具有同样权威，且毫不影响经节的意义。

他补充说，“这里所呈现的细则显示一般被认为是源自欧斯曼的抄本其实并不是直属欧斯曼，因为没有一部从头到末了与原本一模一样，虽然有些是令人惊讶地接近。（“The details presented here reveal that the mushafs popularly ascribed to Caliph Uthman are not truly Uthmanic, as none of them tallies perfectly with a master copy from beginning to end. But there are some that come intriguingly close.”）更激励人心的是，我们所审核的每个抄本共44处差异都乃遵循两个多元读法中的一个。按照最早期伊斯兰所核准的界限，是这些伊历第一二世纪的著名抄本，及至我们这世代所印刷者所未曾擅自逾矩的。”[[40]]

乍看之下，阿扎弥的堂皇论述似乎已给西方学者的批判性观点作出有力回应。但从客观与实际情况而论，阿扎弥称颂古兰经“道成正典”的辉煌过程与堂皇论述还是难于“照单全收”，主要因素是伊斯兰曾主导一再毁经与修订的历史记录：为了避免内部纷争，最原始的艾卜‧伯克尔残片版古兰经在哈福赛死后被毁了，欧斯曼的钦定版抄本在欧斯曼被杀时也毁了或失落了，而好些先知的最亲密伙伴（sahaba）原持有的第一代抄本也在较早前被欧斯曼毁了/烧了。来到哈里发麦利克与哈贾吉年代，为避免內争再次来个审核修订。若非事态严重，而只是方言差异，为何一再产生内部张力与整肃/整顿？

阿扎弥用来护卫欧斯曼正典所引述的抄本可能都是第二、第三代或更迟所抄写的，而非直接从无人曾见过的欧斯曼定本誊抄。阿扎弥和其他穆斯林学者一样，所引用的佐证史料也都是在先知死后百多两百多年〔或是更晚〕的传言与记载，来自al-Bukhari（9世纪；著Sahih Bukhari）、Ibn Abi Dawud（818-909；著Kitab al-Musahif）、Abu Ubaid（770-838；著Fada’il）、Malik ibn Anas / Imam Malik（卒795）、al-Tabari（卒923）等圣训与历史学者。

除了上述还可加上更晚期学者如Ibn Hajar（1372-1449；著Fathul Bari）、al-Suyuti（1445-1505；著 Al-Itqan）、adh-Dhahabi（14世纪；著Seyar al-Alam an-Nubala）、al-Baihaqi（11世纪）、Ibn Kathir（14世纪）、Ibn Shabba（著Tarikh al-Madinah）等的论述，为此阅者对阿扎弥所引用资讯的可靠性也当会有所保留。其中许多所谓“原始”文本之间的交流印证〔包括背诵者〕或许更多是属于揣测与假设活动。

正如上述，就算欧斯曼/麦地那正典以降的古兰经抄本都很忠实地世代传承至今，并不足以证明这正典抄本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当初阿拉给穆罕默德的启示。文本批判需要大量的异本手稿加以比较鉴定，但按圣训记载唯一可加以印证的诸伙伴抄本，包括重量级的伊本‧麦斯欧德和乌拜伊‧伊本‧卡阿卜版本，甚至是哈福赛手中的“原始正典”都先后被哈里发欧斯曼本身和过后的麦地那首长亲手毁了。[[41]]

一般学者认为欧斯曼时期的阿拉伯文字仍存有缺陷（scriptio defectiva），及至哈贾吉年代（公元700+年）或许古兰的辅音/子音字母（consonants）已趋向定型，文本也才相对稳定；但助读的元音字母（vowels）仍未臻完善而仍产生好些异读，截至10世纪巴格达学者伊本‧穆查希德（Abu Bakar ibn Mujahid，卒936）期间，乃把准可的异读版（qiraat）限制在七种，违命者鞭；过后又有学者把异读本多开放至10个或14个版本。

所谓“异读”的起因乃在穆氏本身。[[42]] 一般伊教学者认为经卷学的“异读”〔复数ahruf，单数harf；原意是“字母”（letter）〕乃指不同地区的语法/方言，但若是“方言”为何不使用明确名词“lughat”？按15世纪名经卷与语言专家苏尤蒂（al-Suyuti）分析，学者们对“ahruf”提出了40种不同解释，连他自己也搞糊涂了说：“其含义没有人晓得（la yadra）。”[[43]] 或说其涵义乃是属于“无可理解”（mutashabihat • the meaning of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范畴。[[44]]

按历史古代的穆斯林因着经典的“异读”纷争，促使大教长不得不出手进行编修整顿以维持合一，但现代的阿扎弥等传统派穆斯林学者坚持这一切都不成问题，所谓“异读”（variants）只不过是先知认可接受的“多元读法”，听信谁的？若先知从起初即认可“多元读法”，何必一而再地毁经重新修订？按阿扎弥，当年欧斯曼不在他的定本加上各种注音符号，或许是刻意要穆民从老师口授免致差错，而非因着当年文本和阿拉伯语文字上的缺欠。但这显然也是阿扎弥的个人揣测。

阿扎弥甚至认为古兰经各章和其中经文都是由先知亲身编定。[[45]] 若果如此，为何麦加的章节〔那些短篇的〕反而列在麦地那长篇章节的后面？为何不按主题或时序排列？为何据说是第一段的天启经文是安置在古96:1-5，而一般穆民认为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却安插在古5:3？其实古5:3为最后经文的说词毫无凭据，反而有圣训称是古2:281；此外还有2:282、2:278、4:93、4:176、9:128-129、18:110等不同意见。客观看来，古兰经章节的排列一点也不高明，但阿扎弥却认为其中隐藏着神圣的奥秘！可见作者立场是十分保守主观，导致外人不得不对他整本书的论述有所质疑。

刚于2020由沙迪‧纳西尔（Shady Nasser）所著的精辟论述《古兰经第二次正典化：伊本‧穆查希德与古兰七种诵读法的确立》（The Second Canonization of the Qurʾān (AH- 324/936): Ibn Mujāhi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even Readings），穆查希德被称为是“七种读法确立者”（Musabbiʿ al-Sabʿa ），古兰经的所谓七种诵读法绝非如一般穆斯林所说从欧斯曼时期就定型传承，乃是经过多番修正编辑后才在穆查希德时代系统化定型。

著者也认为把哈夫斯从他老師阿绥姆（Ḥafṣ ʿan ʿĀṣim）传承的的读本定为经由阿里传递的欧斯曼正典正宗传述者（rāwīs）版本之观点也是不确实的。他写道：“那些托名（eponymous）的异读并非静态 —— 指在某个历史时刻定下后即按字面世代传承的诵读系列。它们都经历更正、编辑、修饰和大力的内部系统化才达到当前状况。若是把哈夫斯从阿绥姆传承的那套〔或任何其他读法〕当着是由某一个人把诵读原理与异读元素都统一化后而创导的固定体系之论点是个历史错误，就如我在本书的研究所佐证。”[[46]]

沙迪‧纳西尔的精辟论述也是给阿扎弥的最好答案。此外2020年也给了阿扎弥/传统保守论述另一记打脸，事因当今阿拉伯穆斯林知识分子乃公开呼吁修正千多年来被认为是从天上降赐地上、从先知穆氏传递到当今世代、毫无差错、十全十美、流行普世的《欧斯曼版本古兰经》（Uthmanic Version）。这官方定本就是根据上述哈夫斯/阿绥姆传承的诵读本所制定的，沙迪‧纳西尔已证明它乃经过多方的整理修饰才构成。

2020年1月10日，沙特新闻从业员阿赫默‧哈希姆（Ahmad Hashem）在《沙特观点》（Saudi Opinion）网站刊文指出：今日周知的古兰经乃在先知逝世后，在第三任大教长欧斯曼期间（公元644-656）使用以他命名的欧斯曼字体写成。他辩称既然这文字体系是人的发明，没理由将它圣化。阿赫默说，“无论如何，现今形式的古兰经含有拼字、字句和文法上的错误；按估计约有2,500这类错处。它们是由受委编辑古兰经的委员会所犯的，其中包括增加了或减少了一些字的某个字母，或以一个字替代另一个字......〔作者列出好些相关例子，甚至包括“亚伯拉罕”（Ibrahim）和“古兰经”（Quran）的名称。〕

（“However, [the Quran] in its present form contains errors of spelling, syntax and grammar;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2,500 such mistakes. They were made by the committee tasked with compiling the Quran, and include the addition or omission of letters in some words or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letter for another. For examples (cited)...The time has come to amend the spelling errors and other errors it contains, and adapt it to the rules of Arabic language and grammar…”）[[47]]

2020年7月20日，沙特走自由路线的《团结报》（Elaph）网站也刊登作家与政治学者贾尔基斯‧谷立扎达（Jarjis Gulizada）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伊拉克库尔德族人，也是伊拉克杂志《巴格达》（Baghdad）主编。文章说新冠肺炎疫情显示在非常时期很多事情有需也可改变，包括穆斯林拜祷形式；他连带提述阿赫默‧哈希姆的文章，也表示继续把古兰经欧斯曼文本圣化是不合理性的，进而提示古兰经中更多错误的例子，是阿赫默‧哈希姆所没点到的。

贾尔基斯也呼吁出版一部以现代标准拼字的古兰经修订版本以适应当代需要，特别为非阿拉伯穆斯林。他呼吁阿拉伯的王族承担起这项任务。贾尔基斯的文章引发许多攻击他〔连同《团结报》主编al-’Omeir 〕蔑视并企图篡改古兰经的控诉，逼使文章下架。〔Othman al-’Omeir是沙曼国王好友，也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曼（Muhammad bin Salman）的一个顾问。〕

文章说：“For all these reasons, and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text, free of errors and obscurities, it is incumbent upon us – for scientific, ration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reasons – to reexamine the “Uthmani script of the Quran and rewrite it in the correct manner, so as to amend all the language mistakes that appear in the Quran and remove from it all traces of error.”[[48]]

修订欧斯曼版本古兰经的呼吁已有先例，例如2015年4月约旦国的宗教部长阿卜杜‧阿兹（‘Abd al-‘Aziz al-Khayyat）刊登于《宗教裁判局》（Dar Al-Ifta）的文章所显示的；他审核欧斯曼版文本中的许多笔误并提议加以更正〔网站aliftaa.jo，2015-04-02〕。[[49]] 这一切都显示欧斯曼版并非如阿扎弥和传统派所扬言，一字不改从天到地从古至今原原本本属于阿拉圣言的传承。当今伊教辩护士亚西尔‧卡迪（Yasir Qadhi）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古兰经完美传承的“标准说辞有漏洞”（the standard narrative has holes in it）。[[50]] 然而上述所点评者不过是在抄本与语言层面；评论经典文本的内容层面将是另一番景观。

无论如何，从学术性层面探讨彼此经典的编辑与传承课题，阿扎弥和戈登‧尼克尔的大作都很值得参阅。戈登‧尼克尔在其大作《温柔回答》第十三章所提出的十一点关于古兰经的不确定因素，值得有心人进一步研究。阿扎弥所论述有关阿拉伯语文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产生不同形态字体的年代与地域性课题，因逾越笔者知识范围而不便加以评议，且保留为参考资料。上述沙迪‧纳西尔的《古兰经第二次正典化：伊本‧穆查希德与古兰七种诵读法的确立》为必读的参考书。

另一本“必读”著作是布鲁贝克（Daniel Alan Brubaker）于2019出版的 《早期古兰经抄本中的更正：二十例》（Corrections in Early Qurʾān Manuscripts: Twenty Examples）。著者检查了整万页的古兰经古抄本，指出其中数千个基于不同因素而产生的错误〔包括文本架构“rasm”字母上的错误〕，进而从中摘选20个具体更改经文的实例，与当今古兰经文本作对比研究，且图文并茂地加以阐述，揭露了谓称古兰经从古至今文本乃全然一致、毫无更改的不实言论。著者自称当他于2014完成相关博士论文研究时发现到约800个“有意图的修改”（intentional changes），过后另发现到数千个；他承诺将出版更广泛的论述。[[51]]

然而，从事以经比经更为关键的层面是相关经典的信仰内容与真理论述。在信仰内容与真理层面，基督宗教与伊斯兰都坚持自己的经典唯真，是耶非耶有待有心人自行认真研究、比较和评判：到底哪一部经典才真是出自于真主的启示，是为拯救指引世人而赐下的？哪一部才是真主赐予全人类作为信仰与生活、敬拜与服侍的最高准则？这问题的明确答案将决定世人不单今生更是永恒的祸福，不得不慎思明辨！

[[1]]      Muhammad Mustapha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etaling Jaya: IBT, Azami Publishing, 2011)。

[[2]]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73。

[[3]]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4-76。

[[4]]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7-78。

[[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84-89。

[[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84-91。

[[7]]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92-93。

[[8]]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06-107。

[[9]]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08-110。

[[10]]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13。

[[11]]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67-188。

[[12]]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188。

[[13]]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Ibn Shabba, Tarikh al-Madinah, pp. 7-8)。

[[14]]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Abu Ubaid, Fada‘il, pp. 330-332)。

[[1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Abu Ubaid, Fada‘il, pp. 171-172末的注脚)。

[[1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67-168, 尤其是注4。

[[17]]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7。

[[18]]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8-9。

[[19]]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6-10。

[[20]]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10-11。

[[21]]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页22-24。

[[22]]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4-25。

[[23]]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7。

[[24]]      参Al-Fadi, and Jay Smith, “31 Different Qurans – CIRA International”, YouTube, 2019-10-21。

[[25]]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8。

[[26]]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8-29。

[[27]]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pp. 240-241, 369-370。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7、277。

[[28]]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233-247。

[[29]]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5-191。

[[30]]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90-191。

[[31]]      Luke Wayne, “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CARM.org, 2016-07-22。在同一网站, 此作者其他值得参考的文章包括“Sources of the Quran”, 2016-05-31; “Have There Been Changes to the Quran?”, 2016-07-19等。

[[32]]      Ali al-Samhudi, Wafa al-Wafa bi-akhbar dar al-Mustafa, edited by Muhammad Muhyi I-Din Abd al-Hamid (Cairo, 1955; repr. Beyrouth: Dar al-Kutub al-Ilmiyya, 1984), vol. 2:667,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5。

[[33]]      N.A. Newman, “The Early Christian-Muslim Dialogu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hree Islamic Centuries” (Interdisciplinary 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4) as cited by Dr. James White, What Every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Qur'an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13)。

[[34]]      David Powers, Muhammad is Not the Father of Any of Your Men (U of Pennsylvania P, 2009) 160; Ali al-Samhudi, Wafa al-Wafa bi-akhbar dar al-Mustafa, edited by Muhammad Muhyi I-Din Abd al-Hamid (Cairo, 1955; repr. Beyrouth: Dar al-Kutub al-Ilmiyya, 1984), vol. 2:668,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5。

[[35]]      Umar Ibn Shabba, Ta'rikh al-Madina al-Munawwara (Mecca, 1979), vol I:7,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4。

[[3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91-92。

[[37]]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8。

[[38]]      David Powers, Muhammad is Not the Father of Any of Your Men (U of Pennsylvania P, 2009), p. 161。

[[39]]      Keith Small, Textual Criticism and Qur'an Manuscripts (Lexington Books, 2011), pp. 146-147, 180。

[[40]]      Small, Textual Criticism, p. 188。

[[41]]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280。

[[4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ira’at。

[[43]]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8。

[[44]]      参 上述Wikipedia.org文章。

[[4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7-78。

https://nelc.fas. harvard.edu/people/shady-h-nasser

[[47]]      Saudiopinions.org, 2020-01-20。

[[48]]      Elaphmorocco.com, 2020-07-20。

[[49]]      “Articles in Saudi Press Call to Amend Thousands o Scribal Errors in the Quran, Reexamine Islamic Texts in Light of Modern Perceptions”, Memri.org, 2020-08-18。

[[50]]      参 David Wood, “Muslim Scholars Shatter the Myth of Qur’an Preservation!”, YouTube, 2020-07-23。另参 Antony Rogers, #Quranpreservation #Muslimscholars #myths, patreon.com, 2020。

[[51]]      Daniel Alan Brubaker, Corrections in Early Qurʾān Manuscripts: Twenty Examples (Lovettsville, VA: Think and Tell, 2019), pp. xvii-xxv, “Preface”。阅者可另参Amar Khan, “Corruption and Distortion (Tahreef) in the Qur’an”, islam-watch.org, 2009-04-08。此在线书内容扎实可靠, 值得下载收藏。内容涵盖: 1. Introduction, 2. Corruption in Shia Narrations, 3. Sunni Reports about Additions in the Quran, 4. Sunni Reports about Deletions from the Quran, 5. Sunni Reports about Mistakes and Changes in the Quran, 6. Corruption in the Quran Claimed by Ahle Sunnah Ulemas; 若被删除了乃甚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