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经的编辑、传承与可靠性

基督宗教相信圣经百分百是上帝的话，同时也百分百是人的著作。上帝对人的启示与指引〔因此是上帝的话〕，乃是透过人的思想、生活、工作、经历与感动，而藉着神给人的才智、文笔表达出来〔因此也是人的著作〕。对基督信仰来说，圣经是神人配合而产生的作品。神的启示不否定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成为神启示的管道，而神也从中保守，藉着人手所写的记录都符合祂心意且毫无差错。这基督信仰的圣经论与启示观（bibliology / doctrine of revelation）显然比伊斯兰的机械默写论更为合情合理和实际。

基督教会宣认整部含66卷的圣经都是上帝的话 — 意思是说，整部圣经都是神感动人写下来的。其内容不一定要每字句都是神在讲话，而在乎它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特别默示人要写下的记录，因此圣经的默示是“全面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同时上帝的默示也涵盖作者所使用的字句，致使所用的字句也都毫无差错，因此它也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目的为叫人从中得到启示、警戒、教训、激励、安慰（提摩太后书3:16-17）。因此经卷之间文学层次的优弱无所谓，关键是忠实地表达了神的旨意。

从释经学（hermeneutics）角度来讲，在归纳研究某段经文时，当然有需分辨有关的话是属何体栽、是谁说的、对谁说、为什说等相关背景及上下文脉的问题。从释经角度看，圣经甚至含有魔鬼的话呢！（参 约伯记1:6-11；创世记3:1-4；马太福音4:1-11） 然而根据圣经论/启示论立场，我们说连这些也都是上帝的话。因为是上帝的旨意，要它们给记录下来，并且上帝也保守它们被正确的记录保留下来，为作信徒的生命与生活指南。

与伊斯兰宗教对照，基督宗教虽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却仍完全接纳犹太宗教的旧约经典，且视之为己有。释经角度与实践不同，但经典却是一样，有古兰经2:113节为证：“他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读的是一样的。” 可惜古兰经一方面高举摩西的律法书与基督的福音书，另一方面却泡制出某些涵义不明、批判圣经的经文，导致穆民千多年来攻击圣经的正确性与权威性，而至今仍提不出什么“实质性”（substantive）的篡改或错误凭据。

千多年来穆斯林却绝对不能也不敢批评说古兰经有什么错失，因其后果是要命的！但在基督宗教界，自从西方的所谓启蒙运动崛起的两三百年来，圣经的方方面面皆遭受人本的所谓 “高层历史批判”（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 / higher criticism）攻击，摧毁多人的信心。但传统的文本研经鉴别法/底层批判学（textual/lower criticism）却有助于对圣经内容作更明确的阐述，致使信仰更为坚定。近代穆斯林学者仍充分利用西方人本主义批判学实际上已过时的资料肆意攻击圣经的权威性。其实近代考古学与圣经研究进展已成功地把所谓 “高层历史批判”之高傲偏见与破坏推滚回去。

与穆斯林进行以经比经的对话有需慎重申明：基督宗教从使徒世代至今，从未曾有如发生在伊斯兰编经史的焚经事件，即因惧怕古抄本之间的差异会引发内争，而由教会高层下令焚毁。至于公元303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期间的焚经，涉及地区在土耳其西北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地区和埃及，而当代西欧和叙利亚等西亚区域则只遭受局部或全不受波及。实际上当代基督宗教已广泛传播到罗马帝国内外的区域，圣经也已经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绝不影响圣经的保留与传承。

15~16世纪英国针对威克里夫（Wycliffe）和丁道尔（Tyndale）的焚经不是古抄本而是他们的英语译本。当土耳其奥图曼帝国于公元1453攻陷拜占廷王朝的君士坦丁堡，曾毁灭其中的一些经卷抄本〔但绝非全部〕。城堡的沦陷也促使许多教士与学者离散，同时把好些经卷与相关知识携带到其他欧、亚、非地区。

因着圣经比古兰经古老浩大，新旧约经卷的权威性与可靠性论述要比古兰经者庞大得多。篇幅所限，笔者谨先以名作家L‧史特博（Lee Strobel）跟蜚声国际的普林斯敦新约经卷学教授布鲁斯‧梅特哲（Bruce M. Metzger）一段有关新约古抄本的访谈为导论简略分享。按梅特哲，新约经卷古抄本之丰乃遥遥领先于古希腊罗马文献。单已分类的希腊文手稿（manuscripts）就有5,000多件；其中最早的是用蒲草纸（papyrus）书写的残篇，包括新约个别经卷抄本共有99份，都是主后三世纪内的遗物。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发现于1930的切斯特·比替圣经蒲草古卷（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其编号1者含有第三世纪的四福音部分和使徒行传；编号2者来自约公元200，具保罗八封书信的大部分和希伯来书的一些部分；编号3者来自第三世纪，含有启示录的可观篇幅。另一组重要抄本乃由瑞士收藏家马丁‧柏德默（M. Martin Bodmer）购得，包括来自约公元200、三分之二篇幅的约翰福音。另一蒲草古卷来自第三世纪，记载了部分路加和约翰福音的篇幅。

最早的是于1920从埃及购得的约翰福音残片（面积2.5寸 × 3.5寸），含有约翰福音第8章的五节经文〔三节在前，两节在后〕，被鉴定为公元100-150的遗物，如今收藏在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约翰‧莱能斯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它有助于确定福音书的可靠性，因离开作者只有一两代人。这足以驳斥百多年前德国学者所谓约翰福音乃书写于约主后160年的谬论。残片显示在主后的一百年间，约翰福音已远传至尼罗河区域。

除了蒲草纸古卷，当代已找到306份以大楷希腊文（uncials）书写的牛/羊/羚/鹿皮卷，其中有些可追溯至第三世纪。最著名的是约于公元350书写的蒲草纸西奈古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古抄本（Codex Vaticanus）；前者涵盖整部新约，后者缺少一小部分。此外尚有2,856份来自公元800以降的小写希腊文（minuscules）文本。另可加上2,403份希腊文字的教会讲经与礼仪残篇；总共有5,664份希腊文残篇、抄本。[[1]]

除了希腊文残篇/抄本，大学者耶柔米（Jerome）于第四世纪末翻译的拉丁文版《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的古抄本尚存者有8,000~10,000份；埃索比亚、斯拉夫和阿美尼亚语的古译本共为8,000份。总的来说，现存包括各种语文的圣经残篇与手抄本（manuscripts）大小共有24,000份。这些资料要印证新约圣经两千年来传承的权威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绰绰有余。若加上旧约部分的古代抄本/译本数目就更庞大了！[[2]]

关于圣经成千上万古抄本之间有好些“文本差异” （textual variants）的课题：对于一部前后流传了三千多年的经典来说〔从摩西时代至今〕，这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否定古抄本在誊抄与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差误，特别在数目字（numbers）的书写。然而经好些名学者如梅特哲、布鲁司（F.F. Bruce）、凯尼恩（F. Kenyon）等的慎重研究、比较无数现存古抄本，所得的结论是古抄本间的“差异”都丝毫没有影响到圣经整体所要传递的信息。梅特哲引用名学者也是前大英博物院主任凯尼恩的话说：“任何怀疑圣经在传承过程保存了其实质的最后论据都已拆除了。”[[3]]

梅特哲强调，圣经正典的形成并非拜教会议会的宣告所赐，而是来自初期基督信徒心灵的洞察与认可。“当[有人或议会]作出相关正典宣告，那不过是确认教会已潜在的意识与感受......这些文件并非从被选上而获得权威；实际上其中每一卷在被选汇集前就已经是具权威性。”[[4]] 面对当代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尤其是伊斯兰]的挑战与攻击，上帝也兴起了好些福音信仰专家学者卫经护教。为此经过近两千年的流传与批判，基督教会仍可坦然宣告：今日所传承的圣经乃是与两千年前同样的一部经典。

英国剑桥丁道尔书院（Tyndale House）院长彼得‧威廉斯（Peter J. Williams）于2018年出版的《我们信得过四福音吗？》（Can We Trust the Gospels?）针对四福音作出多层面的精辟剖析，结果充分显示四福音古抄本确是可信赖的世代传承。举例说明：大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于1516根据第十二世纪的两大古抄本，整理出版了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圣经现代印本。著者采用这版本加上分节后，于1551年在巴黎印刷R. Estienne版，并把它与当前的新约原文版本作对照比较。剖析后发觉：

从伊拉斯谟的新约希腊文现代印本出炉至今的五百多年来，纵然学者新发现了约2,000种的新约抄本与残篇 — 包括完整的西奈古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古抄本（Codex Vaticanus），剖析后却发觉现有的希腊文版本与伊拉斯谟版的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例如，现今版本一般上对马可福音16:9-20节和约翰福音7:53-8:11节〔总共24节〕是否属于经典原稿有所存疑，却想不到伊拉斯谟在五百多年前编订其版本时对这问题早有所知。一般现代新约圣经版本都会毫无隐瞒地注明其中相关的古卷问题。[[5]]

此外，今人发觉古今版本之间另有11节经文有所出入，而伊拉斯谟竟然早已针对其中的3处作出点评。意思说近两千年来全本新约抄本[24+11=] 35节带有问题的经文之中，当年伊拉斯谟尚未觉察的只有区区8节！关键问题是，无论这35节是“后加”或“原创”〔这是主要疑问所在〕，其对四福音书甚至于整部新约所要表达的信息都毫无实质影响！

实际上，下列3处〔合共计4节〕被一些现代文本批判学者认为是外加的经文即太16:2b-3、路22:43-44和路23:34a，在经过著者威廉斯与同行专家于2007-2017的一项丁道尔版研究计划审核之后发觉，其实它们都确是属于最早的抄本部分。此外，著者与同事针对约翰福音1:1-14的原文进行审核，包括对丁道尔书院于2017出版的共有五个版本作研究比较，发觉它们在所有的188个字与内含的812字母上乃是100% 吻合。[[6]]

一处最常被伊斯兰教士用以攻击“圣经被篡改”之经文是约翰一书5:7。原因是在一些晚期的拉丁语抄本，此经文内加上：[作见证的]“在天上有父、道与圣灵，而这三者为一”（…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敬虔研究圣经的大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发觉这几个字是红衣大主教西敏尼斯（Ximenes）于1515加入希腊文版本的。

公元1611出版的英王钦定本〔简称KJV / AV〕纳入这几个字。但圣经学者早已觉察其中问题，牛顿也于1690针对此经文提出质疑。经审核古抄本，研究学者发觉这几个字确是外加。或许它们本来是某教士研经时的个人旁注，却不慎地被他人抄入文本。发觉后，一般圣经译本都把这几个字排除，包括新译英王钦定本〔简称NKJV〕。其他相关的圣经古抄本或译本问题，基督教会都很严谨审核注解，无需伊教教士指教！其实若把所有抄本中存有“差异”（variants）的经文都去除，呈现的仍然是同一部新旧约圣经，也绝对无损于其中所启示的任何真理。例如，若把马可福音16:9-20的经文作废也丝毫没影响主耶稣荣耀复活的事实。

由于本章主题论述涉及与伊斯兰的“以经比经”，谨推介两本各别由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和戈登‧尼克尔(Gordon Nickel)著作的卫道佳作，以显示圣经是更为优越可靠的启示与经典之论据〔见下注脚〕。[[7]]

参阅尼克尔《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的第十章“新约圣经的可靠性”、第十一章“希伯来文圣经的可靠性”和第十二章“诸多手稿的可信度”，[[8]] 看作者如何以扎实的学术回应穆斯林对圣经造假的无稽控诉。旧约方面可特别留意在1947发现于死海附近昆兰（Qumran）山洞的死海古卷如何确定旧约经典的可靠性，以及玛索拉文本（Masoretic text）如何独占鳌头树立其权威性。新约方面，则当特别关注其正典是如何在无政权干预下经众教会的认可而逐渐形成正典之历史过程。

麦道卫（J. McDowell）也引述死海古卷中的以赛亚书与其公元916的玛索拉抄本对照比较后所达至的结论：原来誊抄于约公元前125的死海以赛亚古卷与千多年后的玛索拉抄本竟然几乎一致！耶鲁荣誉教授米拉尔‧贝洛思（Millar Burrows）分析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166个字中只有17个字母的差异。其中10个关乎拼音，4个稍为改变表达样式，例如连接词。其余3个组成“光”的字母添加在第11节，而这一切全没影响经文涵义。就连添加的“光”字，都获得七十士译本和另一同属昆兰山洞以赛亚古抄本的支持（IQ Is）。

由此可见经过了千年的传承，在含有166个字的一章只有一个字的差别，而这差别对经文的涵义并无影响。对贝洛思来说，死海古卷的重要性主要在印证玛索拉文本的可靠性。考古学与旧约研究教授艾基新（Gleason Archer）也评论说，昆兰山洞的发现证实了以赛亚古卷跟当今通用的标准希伯来文圣经乃是95%相同，而5%的差异只在于笔误与拼字的不同。[[9]]

除了死海古卷，近年来许多考古学的发现几乎都印证圣经记录的可靠性。按一项报道，1970年发现于靠近死海的隐基底（En-Gedi）之一座古代犹太会堂约柜处的一卷烧焦古卷为考古学家Yosef Porath所收藏。[[10]] 2018年他要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古迹管理局用3D CT Scan加以扫描检阅，但被认为不可能。

过后古卷被送到美国肯德基大学的电脑部，结果由研究员W. Brent Seales藉着他所研发的虚拟开解术（virtue unwrapping technology）成功加以解读，所读出的原来是旧约利未纪的首二章。比较之下，发觉它跟中古世代即已流传的玛索拉文本者完全一致。按死海古卷权威Immanuel Tov 和古希伯来经文鉴定学者Ada Yardeni 的评估，那古卷应当是公元第一世纪的遗物，与死海古卷一样印证圣经的流传经两千年而不变！

要探索新旧约经卷不同源流古抄本流传至今的可靠性之课题，汉语原著较为全面与学术性的论述可参阅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圣经的权威》，尤其是其中第三章“圣经无误的教义”（页75-120）和第八章“‘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页283-354）。里程内文提述誊抄古卷时在数字上所可能发生的失误实例，甚值参考（页324-325）。又如处理古代列王的统治年代〔如以色列南北朝者〕实在也是个烦琐苦差（页103-105）。本书乃探讨“圣经论/启示论”的难得参考书目。[[11]] 要在圣经的权威与可靠性层面上坚固基督门徒，一些针对圣经难题研究的著作也甚有助益。[[12]]

（二）圣经真是“天启”圣典的凭据

（1）圣经主题之连贯性（Continuity of Biblical Theme）

基督宗教的新旧约圣经实际上是出自约40位活跃于不同年代的个别作者之手笔。它共汇集了66经卷的一部合订圣典〔旧约39卷，新约27卷〕，横跨前后约1,500年的著述历史〔约从主前1400至公元100年〕。其中涵盖的内容乃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起源、堕落与拯救，及至祂在世界末日为蒙救赎的子民预备的新天新地。诸经卷排列展现的是上帝爱世人、为全人类所设计的天国永恒计划与其至终的成全。

人类肉眼不能见的上帝与祂的圣灵乃是藉着祂的“道/话”成为肉身、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彰显在人世间，因此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救世计划极关键性的人物。旧约的相关主题乃是“预言”、“预表”、“预备”与“预颂”基督。新约的相关主题则更为明显，它乃是“记载”〔四福音〕、“传扬”〔使徒行传〕、“认识并活出”〔使徒书信〕和“等候”〔启示录〕基督。基督是划成整个救恩圆圈的轴心。若非出自上帝的天启引领，不会有这样奇妙的连贯性主题。

略举几段有关旧约预言新约/基督的经文如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39宣告说，“你们查考圣经〔指旧约经卷〕，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 在路加福音24:26-27，主开导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3:22、24说，“22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24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 旧约中关乎基督降生、受难、复活得荣耀等的预言都在新约一一应验。此外旧约耶和华的拯救行动乃“预表”，救恩历史与律法为“预备”，并藉诗歌“预颂”了将来的基督。有关整本圣经连贯性的主题，里程的著作有较详细的论述。[[13]] 新旧约圣经横跨数千年的连贯性主题显示它是上帝灵感的话语。另一方面，古兰经约23年的“启示”乃先知穆氏“自说自是”、以己为阿拉拯救的轴心，却无以客观取证。

（2）圣经预言的准确性（Accuracies of Biblical Prophecies）

这第二点与上述第一点乃相关连，即论述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旧约的耶和华上帝给假神发出的挑战谓：以赛亚书41:21-23，“21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22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23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经文显示耶和华挑战假神以发出预言并使预言得以实现为辨别真假的凭据。在这层面，圣经中已获得实现的预言比比皆是。而古兰经除了一两处可质疑者（如古30:2-4），乃是无善可陈。旧约中有很多预告基督的预言，包括祂的降生（创3:15；赛9:6，7:14；弥5:2等）、事工（赛35:5-6，42:3等）、受难（赛53:1-9；诗22:1-21；但9:24-27；亚12:10，13:1等）、大能复活（伯19:25-27；诗16:9-10；赛53:10-12等）、升天掌权（诗110等）、赐下圣灵（亚12:10；珥2:28-32等）早已应验；另有许多新旧约指向基督末日荣耀再临者也都必在时机成熟时应验（如亚14；太24~25等）。

除了预言基督，另有许多关乎以色列（利26:31-39；申28；耶32:36-44；摩9:7-15；结36:22-37等），其他邦国如推罗/泰尔（结26~28:19）、亚述（赛14:24-27；鸿1~3）、巴比伦（赛13:17-22）、埃及（结30:13；赛19:19-25）等，甚至点名预告特殊人物波斯古列/居鲁士王（赛44:24-28，45:1、13）的预言。有的早已应验，有的在应验中或尚待实现。此外还有许多关乎世界末日的预兆（太24；提后3:1-5等），真是多的不胜枚举啊！

按预言所宣告的，基督耶稣来了，救恩成全了；以色列立国、犯罪、亡国、归回 — 一次又一次！1948的复国是最近的一次。古泰尔/推罗、亚述、巴比伦、波斯等灭了。按新旧约圣经预言，天灾人祸将日渐频密，末世征兆日渐展现。然而犹如上述，所有预言的焦点乃指向基督与祂永恒的的救赎与国度。在这层面伊斯兰先知穆氏除了搅局、混淆、破坏，实在是毫无贡献。[[14]]

圣经预言的效验证明圣经的上帝的确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也证明圣经确实是出自上帝圣灵启示的圣言。若问：怎么知道圣经中的上帝是独一真神？怎么知道圣经是独一“天启”圣典？答案就在圣经预言的效验；伊斯兰的阿拉与古兰经在这事上无缘无份。

（3）上帝话语的真实性（Truthfulness of Biblical Teachings）

真理使人获得真正的生命、圣洁与自由。主耶稣为门徒向天父祷告说：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又约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经文启示上帝的话是真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祂里面有真正的生命、圣洁与自由。上帝与主耶稣的真理乃是绝对可靠、无误。圣经的启示正是上帝的话，是主耶稣从天上赐下给全人类的真理，是至高无上的馈赠。在这真理的大前提下，基督门徒深信圣经所提述的人类生命之本源、本质、本性、本位、现状、需要、前瞻与永恒归宿都是真实的。圣经中的伦理道德准则堪称为全人类品格与行为的最高规范。

试举几个例子说明：人类乃是上帝按祂自己形像所造的“万物之灵”（创1:26-28，2:7）；人类在上帝面前悖逆堕落（创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耶17:9）。那么，人当如何才能得救？“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可惜这些基本真理穆斯林都自义地否定或加以质疑。

穆斯林否定人有“原罪”。其实所谓“原罪”不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肉身，若离开了上帝自然会产生的犯罪倾向，也可说是肉体中的“罪性”。这“罪性”是十分真实的。穆斯林否定基督十字架流血赎罪、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也否定圣灵内住在人心里所带来的重生。其实这是天父上帝赐予全人类的最大礼物，基督门徒看为至宝，穆斯林却拒绝了，然而这绝对是人类所需要的福音。伊斯兰认为单靠己力修行遵从伊斯兰宗教法，就可作好人建立人间天国，并于末日承受天园福乐 —— 这恐怕只是自欺自义的教条。

另者，穆斯林认为众先知都蒙阿拉保守，使得无罪无误（isma/ma’sum）。但圣经显示先知如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亚伦、大卫，甚至使徒彼得等都会有软弱差错。合神心意的大卫竟然曾犯下滔天大罪，而他儿子所罗门后期的信仰与生活更是乱七八糟！穆斯林不单否定事实，反而控诉圣经的如实记载〔如大卫犯奸淫且借刀杀人〕为肮脏污秽！然而客观诚信人士当会认同圣经的记录更为现实、真实，并从中看到圣经作者竟然把自己老祖宗的隐恶也坦然揭露，显示其无畏无私的属性而给圣经的“天启”本质加分！

圣经乃坦然宣告：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何确定主耶稣的道是神圣真理？主耶稣给质疑者一个挑战：约翰福音7: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古今中外千千万万因信基督蒙恩得救、生命得重生的基督门徒可见证上述经文的真实性。关于人之本性与生命之道的孰是孰非，有目可睹也试过方知。圣经真理的真实性显明它是上帝的话。

（4）圣经记录之可靠性（Reliablity of Biblical Records）

仅从两个视角略述圣经记录的可靠性 — 考古学和通俗科学。先看考古学：

a. 古代赫人（the Hittites）的故事：创世记第23章提到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买地埋藏妻子撒拉；在约书亚记1:4耶和华应许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祂要把赫人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百多两百年前一些质疑圣经的历史学者批判说古代没有赫人族群，说那乃是圣经编造的故事。

但公元1906-1907德国考古学家Hugo Winkler和伊斯坦布尔博物院的Theodore Makridi等正式在土耳其中北部的Bogazkoy村〔现代Bogazkale〕进行挖掘时，从中发觉上万个主前2,000多年、赫人和他们在西亚一带所建立之帝国〔首都为Hattusha；前后延续上千年〕的泥版记录。过后学术界出版好些相关专著且开设所谓赫族研究系（Hittitology），结果印证了圣经记录的可靠性。[[15]]

b. 反映古希伯来文化的伊比拉泥版（Ebla Tablets）：伊比拉是古代叙利亚最早期的一个王朝。意大利考古学家Paolo Matthiae与团队于1974-1975在叙利亚的马迪克土丘（Tell Mardikh）挖掘古城伊比拉时，从中发觉1,800块完整泥版，4,700残片以及数千碎片，年代可追溯至约主前2500-2250。这些泥版乃储存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Damascus）和伊立辟（Idlib）城。泥版内容显示伊比拉的好些商业资讯和宫廷记录。

从泥版可看到迦南人、黎巴嫩、乌迦里特（Ugarit）等名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贝迪纳妥（Giovanni Pettinato）还发觉泥版中许多酷似圣经的名称如夏琐、米吉多、耶路撒冷、拉吉、迦萨、以色列、以实玛利、米该雅等。泥版也显示一些类似以色列祭祀的祭拜仪式。虽相关课题在学界中有些争议，但毫无疑问伊比拉泥版反映了古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文化与宗教轮廓。[[16]]

c. 努西泥版（Nuzi Tablets）：如同伊比拉泥版，努西泥版也反映以色列先祖时代西亚大环境的社会与宗教生活。努西是在伊拉克基尔库克城（Kirkuk）西南的个古城遗址。从上世纪1925至1931年间，有Edward Chiera、Robert Pfeiffer、Richard Starr等在伊拉克博物院、美国东方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等机构配搭下，在遗址土丘进行一层层的考古研究，挖掘到成千上万块泥版，大部分乃由伊拉克博物院等相关研究单位储藏。

努西遗迹可追溯至主前2000的胡里安人/何利人/希未人（Hurrians/Horites/ Hivites）的年代。所显示的文化有许多与创世记希伯来人先祖所展现的类似，例如无子嗣者可由奴仆继业并送终（参 创24:2）、妻子不育者可由婢女代孕（参 创30:3）、口头祝福/承诺具法律约束力（参 创27:33）、拥家神像者可争取家族产业权（参 创31:30、51-52）。

此外还有：二十舍客勒银子可买一奴隶（参 创37:28）、哥哥为三头羊出卖所继承之园地（参 创25:29-34）等；努西泥版显示了一些类似个案。[[17]] 另有上万遗迹反映了圣经所记、有关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等帝国与以色列南北王朝的纠结故事。[[18]]

与努西泥版相近的是从公元前约1,700年古代亚摩利人的首都玛里（Mari）挖掘到的两万多块泥版，其中大部分属于宫廷记录。伊比拉、努西和玛里泥版大致上都反映了先祖世代的文化、社会与宗教习俗等氛围，与创世记所表达的吻合。这一切都有助于多了解历史背景并堵住批判者的口舌。

圣经考古学是纠正欧洲两百年来人本理性主义对圣经批判最科学性的一道利器，尤其在旧约研究领域。过去好些学者批判旧约为满纸虚构神话，不单质疑摩西的著作，甚至质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存在；且主张摩西五经是在主前800年才由一些文士所撰编，而非来自主前一千四五百年摩西时代的作品。但当今学者不能再这么说。著名考古学家欧博莱特（William Albright）说：“毫无疑问，考古学已确认旧约传统的实质历史性。”

大英博物院院长凯尼恩爵士（F. Kenyon）称谓：“考古学尚未作出终极判断，但至今已达到的成果显示，信心的提示是对的，即知识的增加将使圣经受惠。”[[19]] 凯尼恩是在1940年代发现死海古卷之前作了上述评论。自1947发现死海古卷以来，旧约经卷研究可说是进入了个更大境地，至今给旧约经卷的可靠性带来了更大确定。

麦道卫的《新铁证待判》第四章“旧约的历史性是否可靠”简介了发现储存死海古卷的昆兰（Qumran）山洞之过程及洞穴中的古卷资料。藏留于洞穴的约四万残片，在二十多年前已由学者集合成500多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为约于主前百多年遗留下来的旧约残篇，涵盖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所有旧约经卷，而“重中之重”是极其珍贵、誊抄于主前一两百年的整全以赛亚古抄本。[[20]] 第十三章论述了近代考古学在这层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21]]

d. 新约圣经历史轨迹：新约圣经涵盖的历史轨迹只有从基督降生至约翰撰写启示录的整百年（约公元前4年 – 公元90年代），而其中的每一事迹都可从考古学得到印证。路加医生撰写了新约27卷中的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约占新约篇幅的四分之一。他在路加福音的序言写道：“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 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2这些事我既从 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3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约翰‧麦磊（John R. McRay）是著名考古学家与圣经学者，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法国圣经与考古学院从事研究，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神学研究院毕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惠敦大学荣誉新约教授以及多个考古学会会员，也曾多次领队实地考察。麦磊肯定地说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认同路加是个准确的历史学家。[[22]]

经考古学家细心查考路加在他经卷中提到的32个国家、54个城市和9个岛屿，发现其中竟然毫无差错。各方证据显示路加确实是个精准的历史学家，甚至在细则上（“scrupulously accurate historian, even in the smallest details”）。[[23]] 路加著作中曾被质疑的一些资讯，后经考古学家考核证明为正确的个案很多，包括下列例子：

路加福音3:1节提到“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Lysanias as tetrarch in Abila）；学者们曾嘲笑说路加不知所云，因吕撒聂不是什么分封的王，而是其50年前的卡尔基斯（Chalcis）统治者。但后来考古学发现有碑文谓在凯撒提庇留期间（公元14-37）的确有另一个吕撒聂任分封的王。

还有：使徒行传17:6节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地方官”（city officials）在原文是“politarchs”。过去人们以为路加错了，因古罗马文件未曾出现这样的官衔。但后来考古学找到超过35个提到这名堂的资讯，其中几次就与保罗时代的帖撒罗尼迦城有关！在大英博物院可看到这名堂的展示。

路加记载耶稣在“进”耶利哥城时医治一个瞎子（路18:35），但马可却说耶稣是在“出”耶利哥时医治他（可10:46）；为何冲突？考古的发现说其中并无冲突，因为在一个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内，可看到四个耶利哥的门槛，因此一道“进”的门槛也可看为是“出”的门槛。路加的著作中有更多考古实例可供引述印证，但并无此必要，因其可靠性早已在学术界获得得公认。[[24]]

按约翰‧麦磊，其他新约作者的记录也都一样可靠。例如约翰福音5:1-15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边医好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瘫痪者，而毕士大池旁有五个廊子。过去有人批评这为虚构，因据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池子。但近年考古学在地下约四十尺处挖掘到这个池子，而它恰恰有五个走廊。

此外近年考古学也挖掘到约翰福音9:7节所记载的西罗亚池、4:12节的雅各井、19:13节的“铺华石处”（pavement）之可能地点。这一切都确定约翰记录的可靠性。[[25]] 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意大利的考古学家Antonio Frova于公元1961在凯撒利亚（Caesarea Maritima）发现一块石碑，上头乃刻有凯撒提庇留殿（Tiberium）和彼拉多的名字。[[26]]

关于新约成书的年代，曾有学者把某些经卷定为迟至主后130-150年间的作品，但今日已少有学者持这观点。根据名圣经考古学家欧博莱特的研究，所有新约经卷都已在第一世纪40-80年代间完成〔很可能是在公元50-75年间〕。自由派学者罗宾逊（J.A.T. Robinson）也重新评估而出版了《重新鉴定新约圣经的年代》（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认同全部新约经卷都已在公元70年之前完成。[[27]] 然而有需在此补充，多数学者认为启示录是公元90年代的著作。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的第三章乃从新约经卷的内证与外证，包括世俗史学家在他们著作的引述，加以印证新约记录的可靠性。[[28]] 《新铁证待判》反驳了特别用以批判摩西五经的所谓“JEDP底本假说鉴别法”（Documentary Criticism）后，[[29]] 也针对用以质疑四福音的所谓“形式鉴别法”（Form Criticism）作出批判。

作者指出所谓“形式鉴别法”的手段，尤其是M. Debelius、R. Bultmann等企图把基督生平“去神话化”（demythologized）以还原“历史耶稣”的谬论，其实本身乃充斥更多的假设性和违反逻辑常规的颠覆性悖论，信徒当警惕免被误导！[[30]]

探讨新旧约圣经的权威性与可靠性课题时，基督门徒的立场永远是信任上帝与文本所显示的资讯远胜过两三千年后远离当年实际情况的理性主义学者之假设与揣想。例如，摩西五经的作者与总编当可坦然确定是摩西，因有下列数层面资讯的传承印证，尤其是主耶稣与使徒们的传承印证。

1. i.五经文本提述摩西写作（参 出17:14，24:4，34:27；民33:1-2；申31:9-13）。

2. ii.旧约其他经卷的传承印证（书1:8，8:31-32；王上2:3；王下14:6，21:8；拉6:18；尼13:1-3；但9:11-13；玛4:4）。

3. iii.新约主耶稣与使徒们的传承印证（太19:8；可12:26；约5:45-47，7:19；徒3:22；罗10:5）。新约经卷的诸作者都毫无犹疑接受传承自摩西和众先知等先贤所著的旧约经卷之权威性。

e. 接着要从通俗科学知识层面略述圣经记录的可靠性。有需慎重声明圣经不是也不能被当着科学教科书看待。因此本文只是简略提述些“通俗”科学知识，以表明虽然圣经不是一部科学著作，但它所描述的某些自然/科学现象乃是合情合理，而非怪异奇谭。试举下列例子说明：

1. i.“宇宙起源” — 创世记1:1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圣经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宣告了个当今科学界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宇宙/天地有个起源。有些科学家或许否定“上帝创造”，但一般都接受天地/物质有个开始，不是自有永有。

2. ii.“地球大圈” — 以赛亚书40: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 在圣灵启示之下，2,700多年前的以赛亚先知晓得地球为一大圈，而在其上人类乃如蝗虫般渺小。经文还讲到“诸天”，显示宇宙的浩大。

3. iii.“悬挂于太空” — 比以赛亚更远久的约伯记26:7节进一步启示地球乃悬挂在太空/虚空之中，“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

4. iv.“气分轻重” — 同样约伯记28:24-25节显示空气有轻重压力，诸水也有定量，“因他〔上帝〕......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

5. v.“水汽循环” — 约伯记36:27-28节，“27他〔上帝〕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28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与世人。” 经文的“水点”显然指水蒸汽。这些都是近代科学的发现。

6. vi.约3,500年前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了些宗教条规，而相关条规乃附带着保健/救命作用，甚符合先进医学。举例：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当在第八日给婴孩行割礼；创世记17:12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科学家发现婴孩出生后的第八日是凝血酶原（Prothrombin）和维他命K最充足时候，因此有助于凝血，在是日行割礼最为安全。

7. vii.患传染病者当自我隔离（quarantine）；利未记13:46节，“灾病〔麻风〕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8. viii.利未记15:13节指示康复的病人当继续观察数日，清洗衣服并用“活水/流动的水”洗身：“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9. ix.利未记17: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 这宗教谕令附带个重要救命原则，即生命乃在血中，因此需要时当输血而非随意放血，如一些传统疗法所做的。

10. x.希伯来书11: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上帝的话虽看不见〔是非显然之物〕却满有创造能力；他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整个看得见的宇宙就是从看不见、出自上帝话语的“能力”（energy）创造出来的 —— 这是属于20世纪的“E = mc2相对论”科学知识啊！

11. xi.以下经文似乎也蕴含着科学启迪性：罗马书8: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从物理学角度看，所谓“败坏之律”可说即“热力学第二定律 / 熵律”（2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 entropy）。而万物确实是受其辖制，随着时间自然逐渐趋向瓦解、退化、败坏；包括人的生命，无一可倖免。

12. xii.另者，约伯记38:35节，“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这经文看来蕴含着现代光波/电波的传递原理，已大幅度用于当代通讯。

13. xiii.诗篇8:6-8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百多年前海洋学家Matthew Maury从第8节的“海道”（paths of the seas）获得灵感，乃潜心研究而发现海洋波浪下的潮流（currents），作出科学贡献。

其实圣经中还有好多好多可从考古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工程学角度加以印证的记录，特别是创世记第六章的毁灭性洪灾。例如创世记6:14-27节：挪亚所建造方舟的尺寸，已被鉴定为全然符合造船术原理，令现代人都深感惊叹。[[31]] 虽敲锣打鼓，伊斯兰的古兰经在这些层面都是望尘莫及啊！

然而犹如上述，圣经本质上不是科学典籍，而是永恒救赎与生命之道的启示，特要为基督与祂的福音作见证。同时记得圣经乃为古今中外一般读者而作，而非专为迎合拥有现代科技意识形态之读众的视野与思维，因此笔者在圣经与科学层面不拟多说。即或如此，已有充分凭据显示，当圣经提及与科学相关的资讯时也都合情合理，甚至富启迪性。这一切都证明圣经确实是出自天父上帝的圣灵所启示的圣典。[[32]]

（5）圣经影响的普世性（Magnitude of Biblical Influence）

毫无疑问圣经乃是对人类文明发挥最大影响的圣典。就宗教信仰层面说，在当前普世70多亿人口中，就有约半数乃属一神信仰〔主要为犹太教约1,500万，基督教约22亿，伊斯兰约16亿〕。其次是兴都教徒、佛教徒等。犹太教可说是“一神信仰之母”，而基督宗教乃属于其中最大群体。伊斯兰的发源与建构都深受犹‧基宗教〔尤其是前者〕影响。犹‧基宗教乃建立在新旧约圣经的基础之上。因此从根本说，圣经影响了普世一半以上人们的信仰。

圣经的一神信仰废除了无数人对鬼神的迷信与偶像崇拜，给人类带来了人种合一、平等与基本人权的观念。圣经所倡导的一夫一妻婚姻观；所强调的圣洁、公义、博爱、和平、诚信等伦理价值；给人类启示的堕落与救赎观、末日审判与报赏、复活与永生盼望、上帝王权的终极统治等世界观与信念，都持续性地影响、冲击和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除了正确信仰，圣经所启迪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公义乃涵盖神、人和物的方方面面教导，可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谐大同”（Shalom）。相关的“宪章”或可从旧约摩西的“下山宝训”（出20~23）和新约基督耶稣的“登山宝训”（太5~7）览其精髓。前后宝训都彰显了上主真善美圣、慈爱、恩惠、怜悯和正义的神性光芒。摩西的宝训比伊斯兰教义早了约2,000年。

伊斯兰标榜的最高伦理价值是“公正/正义”（adil）；有者或会加上“恩惠/怜悯”（rahmat/rahim）。但[除了些片段经文]有哪些古兰经章节得以把“公正/正义”、“恩惠/怜悯”的精髓较为实际、全面地阐明呢？古兰经第二章的冗长训词么？在哪里？再问：伊斯兰较为崇高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有哪一样不是早已存在于犹‧基宗教的经典，并且是从犹‧基教徒传袭的？

2,000年来历代基督宗教宣教士手携圣经，梯山航海到各国各方、天涯海角传播福音。所到之处不单传道建立教会，也秉持圣经教导从事医疗、教育和慈惠关怀等社会事业，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尤其是18世纪以降前扑后继到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诸多宣教士，都给当地带动了巨大的现代化更新与建设，特别在教育与医疗领域。固然也有西方殖民霸权趁机从属地强取豪夺物产资源，那是出自于违背圣经真理的自私贪婪表现，岂能责怪圣经？但可坦言圣经对侵略者的策略与手段多少都曾发挥了些约束作用。

在普世宗教经典当中，圣经的译本最多，流传也最广。旧约圣经原文是希伯来文，附带一点亚兰文；新约的则是希腊文。中古时代欧洲的标准版本是拉丁文的通俗圣经，《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第九世纪已出现英文译本。随着宗教改革与普世宣教运动，英文译本乃推广普世。按Wikipedia.org，截至2019年10月，整部新旧约圣经已翻译为698种语言，单译新约部分的有1,548种，再加上局部翻译的有1,138种语言，总共为3,384种语言。

在圣经的印刷与销售/传递层面，单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即由世界圣经公会〔简称UBS〕所赠送、设立于中国南京的爱德印务有限公司（Amity Printing Press），从1988年开始启动印刷50万本截至2019年尾就已印刷了两亿（200 million）本圣经，销售于中国和世界很多地区。[[33]] 南韩圣经公会也印刷好几百种语言的圣经，服务世界整百个国家。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印发的还未数算在内呢！毫无疑问，圣经乃影响世界的第一天书，因它确是“天启”圣典！

谨此对普世真诚寻求真理的穆斯林作个要求：是否能暂且把历代宗教师对新旧约圣经的诋毁破坏搁在一旁，怀着敬畏、客观、理性的心态好好研读圣经，并把圣经与古兰经慎重作个对照比较 —— 故事对故事、历史对历史、伦理道德对伦理道德、神观对神观、救赎观对救赎观、末世观对末世观，同时寻求真主光照引导作个正确判断，到底何者更显得权威可信。

附加：考古学印证圣经可靠性的一些参考书目（书介乃参照麦道卫著）

旧约部分

1. i.W.F. Albright, Archaeology, Historical Analogy and Early Biblical Tradition /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 The Biblical Period from Abraham to Ezra / New Horizon in Biblical Research / Recent Discoveries in Bible Lands, etc.

2. ii.Gleason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3. iii.H.H. Rowley,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 A Generation of Discovery and Research.

4. iv.K.A. Kitchen, The Ancient Orient and the Old Testament / The Bible in Its World / “The Patriarchal Age: Myth or History” in Biblical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95, etc.

5. v.F.G. Keny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 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 / The Story of the Bible, etc.

6. vi.Millar Burrows, What Mean These Stones?, 1957.

7. vii.J.P. Free,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Accuracy of Scripture” in Bibliotheca Sacra, 1956.

8. viii.N.L. Geisler, ed., Inerrancy / (with Abdul Saleeb) Answering Islam / (with Howe) When Critics Ask / (with W.E. Nix)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etc.

9. ix.N. Glueck, Rivers in the Desert: History of Negev.

10. x.J. Garstang, The Foundation of Bible History: Joshua, Judges.

11. xi.S.H. Horn, “Recent Illumin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Christianity Today, 12/1968.

12. xii.M.F. Unger, Archae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13. xiii.R.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14. xiv.M. Kline, “Is the Hi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 Accurate? ” in Can I Trust My Bible?, ed. Howard Vos; etc.

新约部分

1. i.F.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Are They Reliable?

2. ii.G.R. Habermas, The Verdict of History.

3. iii.C.J. Hemer, 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4. iv.J. McRay, 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5. v.W.M. Ramsay,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6. vi.J.A.T. Robinson, 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

7. vii.A.N. Sherwin-White, Roman Society and Roma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8. viii.C.A. Wilson, Rocks, Relics and New Testament Biblical Reliability.

9. ix.E. Yamauchi, The Stones and the Scriptures.

[[1]]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Chris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63-65。汉译本: L. 史特博,《重审耶稣》, 李伯明译 (香港: 海天书楼, 2000)。笔者乃参阅英文版。

[[2]]      Strobel, The Case, pp. 66-67。

[[3]]      Strobel, The Case, pp. 62-67。

[[4]]      Strobel, The Case, p. 73。

[[5]]      经文仍保留在NIV 和《和合本》等译本, 唯注明古代有些抄本没有这些经文。

[[6]]      Peter J. Williams, Can We Trust the Gospel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8), pp. 111-120。祈盼有学者把这本满有价值且可读性甚高的好书翻译为汉语。

[[7]]      William Campbell, The Bible and the Qur’an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and Science (Upper Darby, PA: Middle East Resources, 1992); 汉译本: 坎贝尔,《在历史与科学亮光中的圣经与古兰经》, 中国家庭教会曾有出版 。Gordon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to the Muslim Accusation of Biblical Falsification (Calgary: Bruton Gate, 2015); 汉译本: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 思义译 (台湾: 丰盛出版社, 2018; 香港: 国际视野, 2019)。

[[8]]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pp. 171-234。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27-172。

[[9]]      Josh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pp. 78-79。汉译本: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伊妙珍等译 (北京: 文化出版社, 2006), 页82-85。

[[10]]      见 godreports.com, 2019-06-17。

[[11]]      里程, 《神的圣言 (卷一): 圣经的权威》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协会; 加州: 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12]]      例如John W. Haley, Alleged Discrepancie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77); G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N. Geisler, and T. Howe, When Critics Ask: A Popular Handbook of Bible Difficulties (Baker Book House, 1992)。特别关注有关经文中〔尤其是旧约〕所谓 “矛盾”的数据与年代问题。

[[13]]      里程,《神的圣言 (卷一)》, 页409-450。

[[14]]      关于预言的应验, 可另参 麦道卫著的《新铁证待判》第八章, 页237-278; 即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64-202。或参 其原著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的汉译本《铁证待判》: 页195-242〔关于基督〕、页355-442〔关于历史〕。

[[15]]      更多有关赫人的资料可参阅Hans G. Guterbock, “Bogazkoy”, britannica.com; “The Hittites and Ancient Anatolia”, khanacademy.org等。著述方面可参阅Cowley, The Hittites;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Garstang, The Hittites Empire; Sayce, The Hittites; Wright, The Empire of the Hittites等。

[[16]]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01-104。

[[17]]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06-110。

[[18]]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10-115。

[[19]]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72-373。

[[20]]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69-116。

[[21]]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269-288。

[[22]]      Strobel, The Case, p. 104。

[[23]]      Strobel, The Case, p. 106。

[[24]]      Strobel, The Case, pp. 104-106。

[[25]]      Strobel, The Case, pp. 106-107。

[[26]]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 67。

[[27]]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52-53。

[[28]]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3-68;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88-130。

[[29]]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91-533;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505-635。

[[30]]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537-579;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645-693。

[[31]]      相关之科学性著述可参 John C. Whitcomb & Henry M. Morris 的The Genesis Flood: Biblical Record and Its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1961)〔见christianbook.com〕; E.K. Victor Pearce, Science: Evidence for Truth, vol. 1 (Surrey, UK: Eagle, 1998), pp. 214-276; 等等。

[[32]]      只要上网搜索Bible and Science即可浏览好些可供参考的网页, 如Ray Comfort, “Ten of the Top Scientific Facts in the Bible”, livingwaters.com等; 此外还有些推介的书籍。

[[33]]      China Christian Daily, 2019-11-15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