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笔者曾针对伊斯兰文明与科学发展主题在报章刊登专文，提述西亚基督宗教学者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内容参考了威肯斯（C.M. Wickens）和赛益‧胡赛因‧纳希尔（Seyyed Hossein Nasr）等的论述。2019年间阅读了贝维兹‧胡博伊（Pervez Hoodbhoy）的著述《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争》（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 1992）并从中有更多的看见，今乃撰写本文。

（一）概括性引论

引论要点乃参考威肯斯收集于萨沃里（R.M. Savory）所编之《介绍伊斯兰文明》（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的一篇文章。[[1]]

（1）约在公元650-700之间，伊斯兰教世界中之科学与医学曾受希腊、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等传统的影响而开始发展。

（2）截至公元600，古希腊智者如亚里斯多德、托勒密（Ptolemy）、阿基米德（Archimede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盖伦等所展现之创新与动力已不复存在。

（3）公元5~6世纪，西亚一带东方正统教会内部之教派踹压促使聂斯托利派中讲叙利亚语的学者离开拜占廷版图走向波斯。这导致尊迪砂堡（Jundishapur）著名科学与医学院之建立。该学院基本上是一所希腊学校，具波斯本土影响；聂斯托利派之外的其他基督教徒在其中也有所贡献。在伊教攻占波斯的640年代，这学府仍在发展。

（4）伍麦叶伊斯兰王朝之统治者对科学没有什么兴趣。医学对他们来说是较切身的需要，他们从尊迪砂堡带回许多医师到大马士革〔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

（5）接着的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公元750）。那儿学术氛围较好，也更多受到波斯文化影响。在巴格达，有许多科学与医学著作从希腊文、叙利亚文，还有波斯文等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统治者的保健是个大的动力，同时天文与数学对农耕、灌溉与土地测量等也都很实用。第九世纪的蓬勃学术活动推动了接下来三四百年的伊教文明。

（6）当代最著名之翻译家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医师侯奈因（Hunayn ibn Ishaq，809-877）和他的家族。他所翻译的盖伦之医书对日后伊斯兰教及基督宗教圈子中医学的发展深具影响，使得许多叙利亚与阿拉伯文化资产〔虽非完整〕得以传承。

（7）约于公元850，基于下列因素，那些资料可说已伊斯兰教化了：a. 它们因伊斯兰文明之需要而被吸收，虽然内容通常是由非穆斯林学者作出选择；b. 它们都是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因阿拉伯文逐渐地代替了叙利亚文，正如叙利亚文曾经取代希伯来文；c. 逐渐地，也产生了许多穆斯林学者与翻译家。除了在尊迪砂堡的临床医学，当代一般的知识传承乃局限于书本层面。

（8）当代知名阿拉伯学者肯迪（al-Kindi）对陨石、海潮、声学、光学等都有所研究，可惜他的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此外当代也曾出现一些有关动植物、石头等的原始资料，然而药剂学方面引发人们更大的兴趣。

（9）公元900-1100年间，医学、天文学与数学已成为中东伊斯兰文明的蓬勃成分。这期间穆斯林本身也从事研究，但基督教和犹太教徒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当代中东有不少承袭尊迪砂堡传统之公立医院，设备不错。可惜这蓬勃现象在公元1100已趋向停滞。

（10）另有两点值关注：a. 绝大部分（abnormally high）的伊斯兰教科学家与医师乃来自波斯背景，然而他们通常是以阿拉伯文撰写；b. 虽然上述学术活动成了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然而理论上它们并非伊斯兰科学。所谓伊斯兰科学乃研究伊斯兰教的神学、经学、文学等学问，其他都被看为是“外来的科学”（foreign sciences）。

（11）公元1550-1850年间，西方世界的情形也相当类似；科学乃是由个人及社会推动与开拓，而非属于正规教育的部分。

（12）拉兹（al-Razi / al-Rhazes，卒923/926？）和伊本‧西纳（Ibn Sina / Avicenna，卒1037）是当时期的著名医师。前者撰写了20册医书，被译成拉丁等语文，19世纪的欧洲仍用于评述。伊本‧西纳的一套《医学要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也常被人引述。

（13）伊教文明的数学乃建立在希腊的几何和印度的算术与代数两大基础。然而中东的数学家也在三角学（trigonometry）层面作出贡献。其天文图表也甚为闻名。“十数”（tens）之发源在印度，再从中东传到西欧，因此被称为阿拉伯数字（Arabic numerals）。

（14）西班牙成为了中东学术传到欧洲的一个转递站。

       古代希腊文明                           藉东方教会学者               透过西班牙

     和波斯                                                 和                               十字军                                 传给西欧

印度/中国等文明                             伊斯兰教学者                文艺复兴

（二）古代东西方文明在科学领域的贡献

早在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产生之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早已出现高度的科技文明。古埃及的金字塔、木乃伊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遗迹可以作证。古代中国〔尤其是造纸术〕与印度也曾有诸多科技发明，多少都对西亚地区有所影响。

按圣经创世记的记载，远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或更远久〕，古巴比伦人已梦想推行“通天塔”计划〔像现代一些城市的百层高楼，或一些国家的太空计划？〕：“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11:4）真是雄心万丈！当雅利安族（the Aryans）向南亚大陆进侵，顺道把西亚的科技知识带到印度。

上述文明的知识成果，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家加以理论性概括、整合并进一步地开拓。当中包括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被尊为古代和中古世代科学泰斗的亚里斯多德。

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展，希腊语文与文明传播到欧、亚、非三大洲各处。其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最为显著，可说是当代之“牛津”大学城，为古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文明的交汇处。数学和物理学家欧几里德（Euclid）、天文和地理学家托勒密、医学家盖伦等，乃出自亚历山大城的俊哲。在那儿也有相当强大的犹太人移殖区，促进了一神信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

当基督宗教在地中海四周的欧、亚、非三大洲传播时，它数个重要的据点也即是当代古文明交汇的学术重镇 — 除了亚历山大城，还有埃德萨、尼西比斯（Nisibis）、大马士革，以及新崛起的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从学术角度看，当年的罗马和雅典都已显得疲乏停滞。这些汇集古代文明之重镇，乃归属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公元1~10世纪之间，比较同一世代的欧洲，它肯定是更为文明与发达！

（三）中东基督宗教学者促进学术交流的关键角色

及至公元第七世纪伊教崛起并向东罗马帝国版图进侵的年代，学术界的局势已有些改观。较早之前，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宗教因着基督论的争执（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而闹分裂。他们是凸显基督人性的聂斯托利派〔倡导者乃教长聂斯托利〕、凸显基督神性的雅各派〔倡导者乃雅各‧巴瑞底〕和自认为是平衡基督神–人二性的迦克墩派〔源自迦克墩大会，公元451〕，也称为皇家派〔因得皇家支持〕。迦克墩派乃借助于皇家的势力逼迫被判为异端的另两个派系。三派之间也彼此敌视。

为此许多在拜占廷版图的聂斯托利派信徒逃往波斯帝国境内避难；当然其中也有同样受到排斥的雅各派信徒。离散后有的聂斯托利派宣教士甚至远行至中亚和中国传教，建立了中国唐朝的景教。被逼迫的教徒，特别是聂斯托利派当中的许多学者把希腊科学和医学带到波斯，也携带了许多希腊文和叙利亚文的原作或译著。

赛益‧胡赛因‧纳希尔在《伊斯兰中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一书中描述谓：“公元第三世纪，沙普尔（Shapur）建立尊迪砂堡在今日波斯阿瓦士市（Ahwaz）邻近的一个地点。它本来是用作以收容战俘的一个营地；他们是在皇帝与瓦勒良（Valerian）打仗时所俘虏的。这营地逐渐发展成为都市，进而成为古代科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以希腊文、梵文，后来也以叙利亚文进行研习。”

“那儿设立了一所学府，是按照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的模式设立的。教导的科学包括医药、数学、天文学和逻辑学，一般上是根据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叙利亚文课本，然而也涵盖一些印度和波斯的学术成分。这所学府截至阿巴斯王朝建立之后仍然存留；它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研究古代学问的一个重要源头。”[[2]] 尊迪砂堡城的许多学者乃前来避难的基督宗教徒。它可被看为当代的“剑桥”大学城吧！

根据纳希尔，伊斯兰文化汲取了这些由古代文明综合的学术养分，而其主要成分肯定的是来自希腊背景，直接由希腊文或间接由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3]] 当代希腊文和叙利亚文都是中东基督教徒的通用文字。以后巴格达也崛起成为另一学术中心〔当代的“哈佛”？〕。

第九世纪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设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为基督教徒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810-877）和他的家族。侯奈因曾在尊迪砂堡和巴格达受教育，也是位特出医学家。纳希尔说：“他和手下的学生，包括他的儿子和侄儿，把希腊文和叙利亚文典藉翻译成最准确的阿拉伯语，大大激发穆斯林对希腊与希腊化（Graeco-Hellenistic）科学的兴趣。”[[4]]

侯奈因的儿子名伊斯哈格（Ishaq），其侄儿名胡巴伊斯（Hubaish）。通常侯奈因把典籍由希腊文译成叙利亚文，再交由他的门生把它们译成阿拉伯文。胡巴伊斯在这方面尤其胜任，有时他也直接把希腊文的典籍译成阿拉伯文。他们共同把盖伦的95部医学作品翻译成叙利亚文，另外99部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达毕特‧伊本‧库拉（Thabit ibn Quraah）也有些译著，但都不能与侯奈因等的成就比美。

医药方面，尊迪砂堡之基督徒医生表现尤其特出。约公元765，阿巴斯王朝之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曾多年消化不良，于是寻求尊迪砂堡医院〔也是医学院〕的诊治。当时院长名叫吉尔基斯‧布迪伊苏（Jirjis Bukhtyishu），叙利亚文意思是“耶稣已救助”。他的后裔中出了好些名医，直到第十一世纪还享盛誉。曼苏尔果然得到了医治，促使他学效尊迪砂堡模式，也在巴格达设立类式的医疗体制，栽培初期的穆斯林医师。

另一家基督教徒名医是马萨维（Masawaih）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同样先在尊迪砂堡执业，后迁至巴格达。马萨维曾任贤明哈伦之首相的私人医师，尤其专长眼科。初期翻译医学典籍的学者，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穆斯林医学家拉兹的老师阿里‧伊本‧拉巴纳‧泰伯里（Ali ibn Rabbanal al-Tabari）原本也是聂斯托利派教徒。他把研究的心得加以整理分类，无论在病理学、药剂学、营养学各方面都作出贡献，影响深远。他对印度的医学也颇有认识。阿里‧伊本‧拉巴纳在年老时改信伊斯兰教。

正如本文引论所提述，及至第九世纪中叶，从三个角度看，古代不同文明源流的科学和医学知识在各文化族群学者的贡献配搭下，可谓走上了伊斯兰宗教化。另一方面，中古世代穆斯林的知识资产又如何传递给西欧社会呢？其中最重要的转递站为地中海的西西里岛（Sicily）。它在公元950年前后被穆斯林占领，一百多年后被基督教徒夺回。岛上东西文化曾相当自由地交流。

公元1224，西西里岛上的那不勒斯王国（Naples）兴建了一所大学，基督教大神学家多马‧阿奎那曾在那儿受教，从阿拉伯文的译著受益不少。此外，穆斯林统治期间，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ordoba）曾是学府林立的学术与文化大城。托莱多（Toledo）、塞维利亚（Seville）、格拉纳达（Granada）等市镇也从东西之学术交流中受惠，成为“东学西渐”的转接站。12~13世纪，托莱多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把许多希腊和阿拉伯文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当代的学术氛围乃是由多元宗教与文化学者共同营造。

当今一个“亚述网页”回顾古代东方教会〔涵盖讲说亚兰语/叙利亚语之不同教派群体〕的兴衰与知识遗产如下：“亚述群体最大的一个成就乃是创立了世上最早的大学。尼西比斯的学校分为三个部门：神学、哲学与医学，成为中东具吸引力的知识学问中枢。当伊斯兰在公元630横扫中东时，他们与已有600年丰富遗产与高度文化的亚述基督宗教文明以及先进的学府相遇。这文明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基础。”

网页接着提到亚述教士在蒙古人中宣教的成果。蒙古最早期的文字乃采用亚述字母。公元4~6世纪，他们已经进行把希腊文典籍翻译成叙利亚文，包括宗教、科学、哲学与医学著作。尊迪砂堡的医学院乃是他们所创办。过后，他们在阿巴斯王朝所担负的巨大翻译工程贡献更是铭记史册。公元30-1300可说是他们的一个黄金时期，在遭受阿拉伯人剥削与蒙古人摧残之下逐渐走向沦亡。[[5]]

（四）中古伊斯兰黄金时期科学兴衰的四个时期

贝维兹‧胡博伊是巴基斯坦的杰出核子物理学家，毕业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在伊斯兰堡真纳（Quaid-e-Azam）大学任教42年，过后在其他大学授课。胡博伊一生以推动正规科学研究为志业，反对把科研宗教化。他曾多次到美国MIT和史丹福大学作研究。其立场面对国内伊教正统派教士的敌对，却得到巴国、也是世界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穆斯林科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大力支持。〔2015年美籍土耳其裔阿齐兹‧桑贾尔（Aziz Sancar）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世界第二位获此荣衔的穆斯林科学家。〕

按胡博伊，中古伊斯兰黄金时期科学的兴衰可分为四个时期：发源时期（公元750以前）、阿巴斯经典/黄金时期（公元750-1000）、中古高峰时期（公元1000-1250）、中古晚期（公元1250-1500）。发源时期：阿拉伯没有哲学和科学，只有些炼金术、星相学和医学的译作。在第一阶段的阿巴斯经典/黄金时期：伊教借圣战开疆辟土并拓展商机，从中获得巨大财富，进而在开明的伊斯兰哈里发大教长主催下寻求科学与艺术的建树。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设立“智慧之家”，优先翻译并系统化希腊的科学、哲学和医学等的大工程。

翻译工程始于尊迪砂堡，过后转移至巴格达为大本营。这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是非穆斯林，特别是聂斯托利派的基督宗教徒，他们分布于西亚的学校与修道院保留了学术传统。相关资料在上文已有所交代，不赘述。唯补充除了聂斯托利派学者，当年雅各派也有翻译家如艾布‧比斯尔‧玛达（Abu Bishr Matta）和耶哈雅‧本‧阿里（Yahya bin Ali）等。

具印度佛教背景的巴拉米喀（Baramika）乃“智慧之家”工程的重要幕后推手。他曾引进印度的医学、数学与天文学。这第一阶段的发展着重在吸纳外来学问。这一切的成就乃建构在当年哈里发的自由、开放、容忍的精神；其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带动与支持，功不可没。[[6]] 缺了宽宏的胸襟与视野将是一无所有。

进到第二阶段中古高峰时期，翻译工程已经完成，阿拉伯文已取代希腊文为知识媒介语，而伊斯兰地区的学者也大多数是穆斯林。这期间所产生的穆斯林科学家有伊本‧海什木（Ibn al-Haytham，965-1039）、比魯尼（al-Biruni，973-1051）、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38-1123）和纳西尔‧丁‧图西（Nasir ud-din Tusi，1201-1274）。他们的贡献涵盖海什木的光学、西纳的医学、伊本‧鲁世德（Ibn Rushd）的哲学等领域；他们的成就好些乃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所传袭。

胡博伊指出，因缺乏理论架构与实验机制，一般中古传统社会的科学知识，除了产生一些切身实用的技术〔如保健、绘制地图、确定拜祷时间等〕，尚未能带来实际的科技进步。同时古代的科学探研都是出自个别统治者，或个别学者的志趣与努力，因此一旦处境或人事变迁，计划即无从持续。这些因素导致真正的科学文化与建设得等到近代欧洲文明崛起才大展宏图。[[7]]

来到中古晚期之前，十字军、突厥与蒙古军阀之间战乱不息，伊教版图已是四分五裂。阿巴斯王朝大教长常沦为傀儡，并于公元1258被蒙古军剿灭，巴格达城毁成废墟。从此伊斯兰的科学文明趋向灭没，至今仍生机渺茫。其实不单科学领域，伊斯兰的神学思维也从此变得保守封闭，甚至数百年后仍固守陈规。欧夫克（Hillel Ofek）刊登于The New Atlantis的专文“为何阿拉伯世界离弃科学”（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指出，导致阿拉伯世界在科学界没落的黑手是艾什尔里（Ash’ari）保守教法学派的压制。[[8]]

回顾中古时期中东与欧州的学术交流轨迹，其过程可说是“风水轮流转” — 先由各处各方西传〔希腊〕，接着由西而东〔中东〕，再由东而西〔西欧〕，近代是再次的由西而东。不同时代的个别文明都曾作出贡献。一切知识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

笔者撰写本文，祈盼穆斯林读者能看到中东基督宗教徒在中古世代为东西方学术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要被偏见蒙蔽，开口闭口只夸耀伊斯兰科学的伟大，似乎都是穆斯林的成就，同时贬低基督宗教且高傲自大，全然不知自己已远远被抛在后头。显然为现代科学作出普世〔包括伊教世界〕伟大贡献的科学家绝大部分是西方犹‧基宗教徒。

（五）伊教正统主义教士对理性科学家的逼迫

几乎所有议论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穆斯林学者，都会对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会〕针对一些科学家的逼迫而加以鞭笞。胡博伊也对此作出了尖锐的批判，[[9]] 这一块笔者较后会有所回应。然而，胡博伊也相当公平地在第十章批判正统主义伊斯兰教士针对被判为“五大异端”（Five great heretics）的穆斯林科/哲学家的逼害。[[10]] 略述于下：

（1）肯迪（al-Kindi，801-873）

阿拉伯人，全名是Abu Yusuf Yaqub al-Kindi。被称为是“阿拉伯人的哲学家”，著有270份论文，涵盖逻辑学、数学、物理学、音乐。他是个强调理性的穆尔太齐赖派学者，曾被思想开明的伊教大教长马蒙，以及继任的穆塔西姆和瓦迪克重用。

但接着作大教长的是正统派的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他结束了这一段长时间的自由主义时期。保守派教士们控诉说肯迪的信仰危险，导致大教长充公他的个人图书馆，且公开鞭打这已届六十六高龄的科哲学者五十大鞭，群众则围观叫好！肯迪于七十二岁时忧郁告终。[[11]]

（2）拉兹（al-Razi，865-925）

波斯人，其全名是Muhammad ibn Zakaria al-Razi。早年在巴格达接受训练，后回到德黑兰附近行医，是个著名临床医师。他被赞为是“阿拉伯的盖伦”和“中古时代最杰出的天才”。除了生命科学，拉兹也甚热衷于希腊理性主义，重理性而轻启示，相信灵魂的先存与回归。

传统派教士摧毁他好些的著作。据说是布哈拉保守派曼苏尔（Mansur）家族的一个首长令人用书本击打他的头，导致他瞎了双眼，也剥夺了他生存的意志。当眼科医生提议就诊，拉兹回应：“这世界我看够了，没意愿要接受手术看得更多。”[[12]] 不久后就死了。拉兹所著的20册医书被译成拉丁等语文，19世纪的欧洲仍加以提述。

（3）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

其全名为Abu Ali al-Husain ibn Sina，是个通达医学、逻辑学与哲学的天才。他十岁时已可完美背诵古兰经，十七岁时已成为个一名医生。一年内他已熟读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其巨著《医学要典》（al-Qanun）是中古时代的医学标准课本，直到被现代医学取代。

面对学术上的困境，他会到清真寺祈祷。若埋头苦干而仍搞不通，他会“借酒”提神。他与肯迪一样是个坚持个人思想的理性主义者。当他任相辅佐哈马丹（Hamadan）的首长时，曾在宗教课题上与保守派的军人冲突。军人要首长砍他的头，他被一朋友隐藏在家，也就在朋友家里完成了《医学要典》。

伊本‧西纳致力于宗教与哲学和逻辑学的结合。保守派的大学者安萨里也控诉他传递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判他为非信徒。面对宗教司的指控，他的著作被禁，统治者多次要追杀他，有朋友劝导他明哲保身，他回答说：“我宁有个短而阔的生命，胜过长而浅的生命。”

古代的原教旨教士逼迫伟大的穆斯林学者与科学家，可惜当今仍有人加以排斥。一家由沙特经费支持、在伦敦出版的杂志炮轰谓：“中古时代著名的穆斯林科学家如肯迪、法拉比、伊本‧海什木和西纳的故事显明，除了称为穆斯林，在他们的个人与成就中丝毫没有什么是属于伊斯兰的。相反的，他们的生命特性都很非穆斯林（unIslamic）。他们在医学、化学、物理和数学上的成就乃是希腊思想自然与逻辑性的衍生。”

另有一位印度穆斯林穆罕默徳‧卡林慕尔‧拉赫曼（Mohammad Kalimur Rehman）也在一份伊斯兰学刊写道：“哲学家中有好些是穆尔太齐赖或不可知论者。他们当中有好些搞伊教所禁止或不鼓励的音乐、星相学和魔术......拉兹不信启示。法拉比全然依靠纯理性而非宗教法（shariah）以确认对错。肯迪否定神的属性。伊本‧西纳不信身体的复活......伊斯兰的价值逐渐从社会流失。”[[13]]

（4）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或称Averroes）

其全名为Abu Walid Muhammad ibn Rushd。他是西方最为闻名的伊教理性主义哲学家，是连贯亚里斯多与文艺复兴哲学的关键人物。在他那个思想激荡的世代，他好些详细阐释亚里斯多德哲学的著作不单被教会也被伊教正统派学者当异端加以焚毁。欧洲的学者把他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并加以辗转议论，可惜其阿文原著却都已失传。

传统派敌对他用理性原则释经的立场。他认为最崇高的敬拜是用理智研究上帝的创造以认识祂。伊本‧鲁世德针对早他约七十年的安萨里的“断件”因果论之驳斥最引人乐道。所谓“断件”因果论，也可称为“原子”（atomistic）因果论，意指否定自然界的因果定律，认为每宗个别事件，例如每颗原子的运作，都是超自然的神或天使的个别行动，因此继续燃烧的火焰乃是天使持续不断的作为。

安萨里写了《哲学家的不协调》（Tahaful al-Fulasifa，英译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而伊本‧鲁世德则写了《不协调中的不协调》（Tahaful al-Tahaful，英译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加以反驳。他认为若否定自然界中的因果定律，则将无学问可言。伊本‧鲁世德曾担任西班牙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的法官，但过后被一个反对逻辑与科学的大教长艾卜‧尤素夫（Abu Yusuf）放逐到某偏僻小镇，其大部分著作也遭焚烧，及至晚年才恢复自由而最后死于北非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akesh）。[[14]]

（5）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

全名为Abd al-Rahman ibn Khaldun，来自也门，定居于西班牙。他乃中古时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赫勒敦氏深入观察并阐述历史、地形、地理与民众分布等因素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代表性名言是：“各世代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是隔代之间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影响的表彰。” 他的实证主义论点预告了现代时尚的经济/行为决定论之发展。

长久以来穆民对赫氏乃是有眼不识泰山，直到19世纪才由西方学界发觉他的伟大才华。出名后许多穆斯林才争着以他为荣。宗教上他抗拒穆尔太齐赖派的新柏拉图主义，但阿拉伯学者仍认为他是个逾矩的理性主义者，特别排斥他针对阿拉伯人的轻视。

赫氏曾说：“值得提述的事实是，除了少数例外，穆斯林当中无论在宗教或知识科学领域的学者都不是阿拉伯人。即使某学者具阿拉伯根源，其语文与教养以及导师也非阿拉伯系。虽然伊斯兰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其创导者也是阿拉伯人，但事实确是如此。” 他说阿拉伯人粗野好斗。他也认为启示性宗教也需要族群力量（asabiyya）才能成就使命。[[15]]

笔者顺便一提：奥图曼帝国时期伊斯兰界曾出现一位特出数学家/光学家/机械师与天文学家塔基‧丁（Taqi ad-Din）。在苏丹穆拉德三世（Sultan Murad III）赞助下，他于1577建立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天文台（Constantinople Observatory），可跟当年欧洲最先进、由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建于丹麦者媲美。塔基收集了许多研究资料，特别有志于改进当年时钟的准确性。但可惜两三年后，这天文台即因宗教敏感与人事关系而于1580被奥图曼政权本身所毁，反观欧洲的却不断在进步。

为何曾经辉煌的伊教科学文明趋向没落？阿卜杜勒‧萨拉姆教授认同胡博伊的观点，谓穆民社会科学落后的始作俑者乃无知却有权势的教士。萨拉姆氏感叹说：“伊斯兰没有教会，没有可用以暴力压制人的正规宗教权威。这本来是个道德的优势，给予个人有权力不靠祭司去阐释教义。但很吊诡的，到头来却显然反而形成了一系统性的弊端，给伊斯兰的政治与经济，更不必说科学与工艺的能量，带来致命伤害。”

他说这系统性的弊端乃是伊斯兰教士（ulema）掌控舆论并污蔑异己为“不信者”而加以对付（takfir）的势力，以致统治者和民众都得屈服。他认为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有一批近乎文盲、无知、唯我独尊、极不容忍的教士搞风搞雨，就像中古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神甫。他认为在诸大宗教中伊斯兰在这方面受害最深。[[16]] “毫无疑问的，当今在地球上所有的文明中，科学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最为薄弱。”[[17]] 其实他还用了“深渊似”（abysmal）这字眼描绘其可悲状况。

笔者补充：伊斯兰教士对古兰经以外的许多新奇事件都抱着质疑甚至排斥的心态，原因是古兰经不鼓励人多询问。如古5:101-102所记，“10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那些事物，若为你们而被显示，会使你们烦恼。当古兰经正在逐渐降示的时候，如果你们询问，那末，那些事物会为你们而被显示。真主已恕饶以往的询问......102在你们之前，有一些民众，曾询问过此类问题，嗣后，他们因此而变成不信道的人。” 这是科学在伊斯兰世界落后的一个内在导因。

（六）回应胡博伊针对中古基督宗教逼迫科学家的批判

至此笔者有需扼要回应胡博伊针对中古基督宗教逼迫一些科学家而作出的尖锐批判[[18]]：看来作者单凭参阅安德鲁‧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其《科学与神学的斗争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19]] 一书的论述即很笼统地鞭笞基督教会，谓它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总是以铁腕统治欧洲，尽其迷信偏见蒙蔽之能事，残酷地压制且杀害异己，被害人数成千上万，使欧洲陷入最黑暗的世代，把千年的文教科研等罪状都归在教会身上。[[20]]

面对胡博伊充斥第三章的控诉，笔者且针对其较具体的几宗个案作出点评：其一是胡氏宣称威克里夫（Wycliffe）为大地质学家，曾根据化石证明地球至少已有几十万年，但罗马教廷不能容忍他的观点，以至于死后还把他的骸骨挖掘出来砸碎丢在海里泄恨！他还讥评乌雪（Ussher）大主教罔顾威克里夫的论证而瞎说亚当是在主前4004年10月23日被造。[[21]] 胡氏的这个论点实在是胡说八道，因他把第十四世纪英国改教家威克里夫说成是个前卫地质学家，可见他处理基督教的个案是十分的无知草率。

其次胡著抨击罗马教廷于第十七世纪压制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太阳中心论”（Heliocentrism）的冤案。中古世代的教廷的确有许多的邪恶败坏，但不至于像作者所描绘的那般恐怖黑暗。教廷在伽利略案件上的错误显然无可推诿，然而它在不容忍当中仍然显得有所宽容，并于公元1992公开道歉。[[22]]

其实胡博伊针对这案件的批判显出个人偏见与矛盾。他说“这案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乃是第一宗有效禁止一个科学论点，而过后该论点被确定是真理。” 他既说前文艺复兴的千年基督教会是如何的蒙蔽邪恶，被害死者何止成千上万，在此他却说伽利略乃是“第一宗”明显错判而得平反的科学个案。[[23]] 到了第十七世纪才碰到这“第一宗”，何来所谓成千上万的冤案！可见他对中古基督教会的攻击过于笼统随性。近代科学界习于控诉中古世代教会只容许地平论而全然压制地圆论，[[24]] 实际情况是，中古世代有好些教士与学者曾相当自由地提述地圆论。[[25]]

胡博伊亦抨击基督宗教中之持“创造论”（Creationism）与“年轻地球论”者（young earth theory）为反科学。[[26]] 但很多著名科学家认为“宏观进化论”（macro-evolution）实在不足信，而持“创造论”的基督徒科学家当中也有持“年老地球论”（old earth theory）者，其实两者之间可异中求同，都不致影响他们的科学家身份与贡献。上网搜查相关名单“Name list of creationist scientists”即可看到很多持有不同观点和创造论立场的基督徒科学家，都是拥有扎实成就的学者，因此凭此批判他们为“反科学”未免显出作者的自负草率。[[27]]

当前事实：基督宗教一般上早已从中古世代教会的科学蒙蔽主义走出来，而整个西方世界也早已步上现代科技的康庄大道。但可悲伊斯兰世界至今却仍然遭受理性与科学蒙蔽主义的辖制，以至于五六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科学层面仍被远远抛在后边。为此在这层面，攻击基督宗教之余，穆斯林学者更当反躬自省〔就如胡博伊所迫切期盼的〕。

（七）胡博伊针对“科学伊斯兰教化”潮流的批判

当代伊斯兰世界有一股潮流：一方面高调抬举古兰经的科学性，贬低基督教圣经为蒙弊落伍；另一方面是以高姿态推行，欲建立所谓“科学伊斯兰教化”（Islamization of science）的宏图大计。胡博伊严谨地针对布凯勒、纳希尔和萨尔达（Sardar）等在这些层面的“宏图大计”给以批判。

胡著对布凯勒、纳希尔和萨尔达的批判

三者以法籍毛里斯‧布凯勒（Maurice Bucaille）最为出名。布氏曾任沙特王室御医。上世纪70年代，他以法文出版的《圣经、古兰经与科学》（The Bible, the Qur’an and Science）翻译为多国文字，让他在伊斯兰界名利兼收，也曾因此获得阿拉伯王室重赏。阿赫默‧迪达特、查基尔‧纳益等乃步他后尘。

布凯勒的方法论很简单 —— 他引用某古兰经文，从其可能性涵义中选个跟某自然科学现象有些吻合者，借之以宣示古兰经是如何符合先进科学，并借机批判圣经为落后、违背科学。布氏举证的范围涵盖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和人类胚胎的成长等等项目。其结论总是古兰经的启示与科学一致，证明它是个神迹，且宣告它准确地预告了现代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他的论述被称为布凯勒主义（Bucailleism）。

一般穆斯林以布凯勒为荣，处处利用其论述以辩道护教。但按胡博伊的观感，布氏的方法论有两大误区：1. 某议题的证明只有在可能提出反证明的原则下才显得有意义。既然穆斯林都相信古兰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误，那么一切的所谓证明都是多余的。2. 把不变的真理与善变的科学理论挂钩是危险的，恐怕这是把神学思想建立在沙土上。他觉得布凯勒成名或许因着他是个白人医师，且对“布凯勒主义”的诸多论证不以为然。[[28]]至于“布凯勒主义”论证的错谬与争议性，本书的第十九章有所论述。

有关伊教学者欲建构所谓“科学伊斯兰教化”的宏图大计，胡博伊和萨拉姆都不看好。他俩一再强调，科学本质上是自然、世俗、理性的，绝无什么伊斯兰科学、基督教科学、兴都教科学或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科学。胡博伊认同印度前辈名学者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Sir Syed Ahmad Khan，卒1898）的立场，即宗教的宗旨在于提升道德，而非印证科学。胡博伊针对以下两个伊斯兰学者的科学伊斯兰教化理论作出负面评论如下：

赛益‧胡赛因‧纳希尔是个伊朗什叶派教徒，于美国MIT物理学士毕业后转到哈佛完成其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个著名伊斯兰科学历史研究学者与作者。纳希尔强烈否定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全然一致的论调谓：“现代主义穆斯林为护教而尽其所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巴结现代主义，谓至终伊斯兰是现代性的，跟基督教做个对比，它与“科学”毫无冲突。”[[29]] 他认为这样的说辞错误，也是个陷阱。

按纳希尔，其中的错误与陷阱乃在于阿拉伯文名词“ilm”〔意即学问/知识〕，乃是指对上苍的知识，而不是指世俗性的知识或科学。他强调现代科学乃是个逐渐蚕食伊斯兰信仰精髓的癌。对纳希尔所持守的正统主义来说，现代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乃是纯粹靠理性与观察以确定真相，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他说古代在宗教学校念凯严（Khayyam）之代数或念伊本‧哈扬（Ibn Hayyan）之化学论述的学生仍然能持守信仰，不像今天的学生念了现代数学与化学即失去信仰方向。[[30]]

回应纳希尔的论点，胡博伊对中古时代伊教科学跟现代科学的哲学与知识论做个比较，他认为纳希尔针对伊教现代主义者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本人认为若说现代科学是全然反伊斯兰的立场除了极端正统派者是不会被人接受的。纳希尔一方面反科学，另一方面却提倡一种所谓新的“伊斯兰科学”，是很不合逻辑的。

纳希尔说：“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科学至终只能从神圣的思维（an intellect which is Divine）获取而非人为的理性（human reason）......理智（intellect）的位置所在（seat）应当是心而不是头，而理性（reason）只不过是它在思想层面的反映（reflection upon the mental plane）。[[31]]

胡博伊说纳希尔欲倡导某种不靠人的思维只靠神圣的理智以获取纯真知识的理论听来很高调，可惜在实际上它的涵义是不清不楚的“泥浆”（mud）。除非一个人能直接渗透那神圣的理智，不然其后果总是充满问题与争议性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面对不同观点时，到头来是由谁来确定哪一个是出自那神圣的理智？就算观点都一致，谁能保证它乃是符合那终极性神圣的理智？[[32]]

回应齐亚务丁‧萨尔达（Ziauddin Sardar）的伊教科学观：萨尔达从巴基斯坦移居英国，曾出版数本有关伊教与科学的著作。他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学刊畅言道，今日穆斯林极其需要探索另类伊斯兰科学，因为西方科学已不适用，它的知识论违反伊斯兰，其后果也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破坏。他批判名学者法儒齐（al-Faruqi）和纳希尔所主张的伊斯兰科学观不足。胡博伊回应说，可惜萨尔达个人的长篇伟论却是讲来讲去到头来不知所云！

按萨尔达，科学与工艺与伊斯兰的十大价值相关联，包括真主唯一（tawheed）、宗教功修（ibadah）、天命委托（khilafah）。伊教不认同为科学而科学，也不认同暴力性（zalim）的科学工艺。接着他展示七个箱子和好多图表，提出他所谓的“UMRAN”宏图大计为重振整个穆斯林体系以面对21世纪。

其宏图大计创始于称为“麦地那国模式”（Model of Medina State）的第一个箱子，而成终于缩称PAYOFF = Plans and Assessments to Yield Options for the Future的另个箱子；PAYOFF意思是“为将来作出选择的计划与评估”。胡博伊批评谓其大计徒有堂皇名称却没有实质内容，因此UMRAN终将落空！胡博伊和萨拉姆都认为一切尝试建立所谓伊斯兰科学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甚至是产生反效果。[[33]] 接着胡氏用一整章的论述来说明他的个人立场。[[34]]

胡著针对巴基斯坦的所谓“国际伊斯兰科学大会”之贬议

胡博伊在其大作中收入一篇题为“他们称之为伊斯兰科学”的附录，对巴基斯坦的所谓“国际伊斯兰科学大会”之表现嗤之以鼻。[[35]]

上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总统（Zia-ul-Haq）大力推动所谓伊斯兰科学运动，并于1987年10月18日于伊斯兰堡（Islamabad）为“古兰经与圣训中的科学”国际大会揭幕。举办当局为伊斯兰堡的伊斯兰国际大学和麦加的科学神迹组织（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Miracles），主要经费来自沙特阿拉伯。会议大张声势提呈六七十份专论。其实在这国际大会之前，已经在卡拉奇等处举办了数场较小型的类似聚会。

国际大会所发表的一些论文题材包括“古兰经第16〔蜜蜂〕章66节与奶的化学成分之关系”、“古兰经所描述的在高处之人”、“古兰经所描述的积雨云（cumulonimbus clouds）”、“你是否有观察火？”、“古兰经中所启示的一些现代海洋学现象”。另者，有论述“古兰经与地质学”、“古兰经与火箭学”等等作品。在其他类似聚会，曾有学者探讨“化学反应与假冒伪善率的审核”、“穆圣的夜升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用火造成的精灵转化为国家能源”云云，令人叹为观止！

阿卜杜勒‧萨拉姆认同胡博伊痛批这类活动为闹剧，其结果将是成事不足、贻笑大方！他们都认为应当走宗教归宗教、科学归科学的理性/世俗路线，强调更多的宗教与道德论述对实际的科研都不管用，实用主义才是能使真正的科学在伊教国家获得新生的不二法门。其实在巴国萨拉姆所属的阿赫迈底亚（Ahmadiyya）教派已于1974被判为异端！因此按法律他已被判为非穆民。胡博伊也常因他的科研世俗理性立场而遭受宗教保守主义者排挤。

（八）所谓伊斯兰改变世界的1,001项科学发明之谬误

配合2006年由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科学与工业博物院与曼彻斯特大学联办的“伊斯兰改变世界的1,001项科学发明巡回展”，保罗‧瓦雷利（Paul Vallely）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刊登一篇相关主题的宣传文章“伊斯兰发明家如何改变世界”（How Islamic Inventors Changed the World），广泛流转。该文从千项穆斯林的伟大发明中提述20项目作为示范，包括：咖啡、飞翔、建筑、地毡、医药仪器、阿拉伯数字、地圆说、支票、火药、曲轴等。[[36]]

维基伊斯兰网站针对所列出的20个项目一一审查，其结论乃强烈批判文章的误导性，指出其内容牵涉许多删减、扭曲和最基本的史实错置。作者问：“若所呈献认为是最好的20项目证明是虚假，其他的981项将为啥？” 作者质疑举办展览当局的动机，并指责其协助撒谎！[[37]] 不否定在科学知识的历史传承过程，穆斯林学者曾经作出相当贡献，但当今流行太多所谓“伊斯兰科学”的误导性堂皇宣传，读者宜当慎思明辨。

[[1]]      R. M. Savory, editor,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P, 1976)。

[[2]]      Seyyed Hossein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Kuala Lumpur: Dewan Pustaka Fajar, 1984), p. 31。

[[3]]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p. 32。

[[4]]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p. 44。

Peter BetBasoo, “Brief History of Assyrians”, http://aina.org/brief.html, retrieved 2011-06-20

[[6]]      Pervez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 (Kuala Lumpur: S. Abdul Majeed, 1992), pp. 89-90。

[[7]]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92-93。

[[8]]      Hillel Ofek,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thenewatlantis.com, 2011。

[[9]]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2-27。

[[1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09-117。

[[1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0-111。

[[12]]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1-112。

[[1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2-123。

[[1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4-115。

[[15]]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5-116。

[[16]]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x-xii。参其前言。

[[17]]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iv。

[[18]]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2-27。

[[19]]      Andrew Dickson White,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1895 (Gloucester, MA: 1978)。

[[2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2。

[[22]]      参 Jessica Wolf, “The Truth about Galileo and His Conflict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newsroom. ucla.edu, 2016-12-22。

[[2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5]]     参 Lesley B. Cormack, “Myth 3: That Medieval Christians Taught That the World Was Flat”。另参 Ronald Number, editor,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9), pp. 28-34。

[[26]]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6-27。

[[27]]      针对A.D. White和另一作者J.P. Wraper〔著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75〕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战”议题的回应, 可参 Timothy Larson,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Beyond the Conflict of Faith and Science”。参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2008), p. 14。另参 Ng Kam Weng, “How the Myth of Warfare betwee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Began in Victorian Age”, krisispraxis.com, reposted 2019-01-10。

[[28]]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67-69。

[[29]]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69。

[[3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69-70。

[[3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73。

[[32]]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3-74。

[[3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4-76。

[[3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7-84。

[[35]]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40-154。

[[36]]      Paul Vallely, “How Islamic Inventors Changed the World”, independent.co.uk, 2006-03-11。

[[37]]参“Islam and Propaganda”的专文, https://wikiislam.github.io/wiki/How_Islamic_Inventors_Did_ Not_Change_The_World.html。另参 WikiIslam的hub page: “Golden Age”和“Refu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