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思想之戰與使我們失敗的策略

毫無疑問，由於社會多個方面的伊斯蘭化，自由世界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挑戰不會自動消散，最終也無法通過軍事力量克服。伊斯蘭主義者對此心知肚明。沙特酋長阿卜杜勒·阿齊茲·本·薩利赫·賈布（Abd al-‘Aziz bin Salih al-Jarbu）曾說：「與懷疑者的戰役是一場教義信念之戰…這甚至不是因為他們對我們的敵意！而是一場基於信仰和宗教的戰鬥。」【1】

同樣，在倫敦7/7爆炸案發生後，英國首相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表示：「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一種邪惡的意識形態…這是一場全球性的鬥爭，是一場關乎思想、人心和意志的較量，既涉及伊斯蘭內部，也涉及伊斯蘭外部…」【2】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伯特·賴利（Robert R. Reilly）博士幾年後寫道：「根據我在冷戰和9/11事件中的經驗，我為進行思想之戰制定了一些簡要的原則。」賴利認為這些原則是：

（1）除非你理解你所對抗的思想，否則不要捲入思想之戰；（2）除非你已經有一個既定思想，否則不要捲入思想之戰；（3）思想之戰是由思考的人進行的；不思考的人會受到思考的人的影響。努力接觸那些思考的人。【3】這番話確實發人深省。賴利的言論與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國軍事策略家的觀點相呼應：【4】

知己知彼，

百戰不貽；

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

每戰必敗。

我們迫切需要認識到，我們正處於一場思想之戰，其次，有些思想徹底使我們一敗塗地。道理就這麼簡單。如果不了解我們的對手、我們自己以及衝突的性質，我們將在西方和非洲遭受痛擊慘敗。只要一切條件滿足讓政治伊斯蘭堅持下去，就將把我們的土地變成伊斯蘭教法下的穆斯林的哈里發國。

因此，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四種失敗的策略（思想），以及為什麼我們不再應該推廣或支持這些思想。關於前三種策略內容，我感激並參考了2015年發表的論文，題為《應對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挑戰：如何打擊激進伊斯蘭主義》（Meeting the Ideological Challenge of Islamism: How to Combat Radical Islamism）。關於第四種失敗的策略，我參考了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接受瑞典記者寶琳娜·諾伊丁（Paulina Neuding）採訪的資料。

失敗策略一：忽視神學

派翠克·蘇克迪奧（Patrick Sookhdeo）博士在他的文章《9/11以來宗教在戰場中的作用》（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Battle Space since 9/11）中探討了近幾十年來美國及其盟友所採取的一些最重大的失敗策略。蘇克迪奧一開始就強調了我們政治領導人的三段話：

伊斯蘭恐怖襲擊服務於一種明確而聚焦的意識形態，即一套邪惡但並非瘋狂的信念和目標。有人稱之為伊斯蘭激進主義、武裝聖戰主義，也有人稱之為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無論其名稱如何，這種意識形態與伊斯蘭的宗教截然不同。

—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2005年10月【5】

這是一種宗教意識形態，是世界範圍內伊斯蘭宗教的一個分支，它與伊斯蘭的本質正派和真理相去甚遠，就如同殺害天主教徒的新教槍手與基督教相去甚遠一樣，反之亦然。

—英國首相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2005年7月【6】

…我們不接受基地組織代表任何宗教權威的說法。他們不是宗教領袖，他們是殺手；伊斯蘭和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該容忍對無辜者的屠殺。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2010年5月【7】

這些引用的話清楚表明，盎格魯圈（Anglosphere）（英美影響圈）的領導人始終拒絕承認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與伊斯蘭本身之間存在任何聯繫，他們的顧問們在試圖理解這個問題時完全忘記了神學。伊斯蘭主義者們對此感到困惑。以下是一個明確的回應：

9/11事件之後，在西方勢力內閣中，人們對伊斯蘭在伊斯蘭主義恐怖主義中所扮演角色的嚴重誤解，這持續了至少十年。幾乎我們所有領導人都未能認識到，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組織以及其他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怖主義活動深深植根於對古典伊斯蘭的合理解讀。他們的恐怖主義意識形態根植於—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正統教義」。可悲的是，他們實質上全盤否定了這一事實。

前中央情報局反恐中心副局長亨利·A·克倫普頓（Henry A. Crumpton），肩負著打擊基地組織和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重任，就是一位未能洞悉這一點的專家。他認為基地組織是一個非國家行為體，與伊斯蘭毫無關聯。克倫普頓對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根植於伊斯蘭神學的本質幾乎一無所知。【9】

9/11委員會報告是這種致命錯覺的另一個例證。其中有句名言：「敵人不是伊斯蘭，不是偉大的信仰世界，而是一種伊斯蘭的曲解…」該報告沒有意識到，對許多傳統穆斯林來說，拒絕武裝聖戰和未能爭取建立世界範圍的哈里發國才是真正的「對伊斯蘭的曲解」。【10】克倫普頓等人正確地指出，美國的確並未與伊斯蘭交戰，但他們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伊斯蘭恐怖主義是對伊斯蘭的正當詮釋，並且十四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它並非對伊斯蘭的曲解。

以上種種都表明，在所謂的反恐戰爭內外，思想之戰的有多麼兇猛激烈。正因如此，已故前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才會指出，美國在理解這場思想之爭方面遠遠落後。【11】

但為什麼我們如此落後？為什麼我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束手無策？答案很簡單。我們忽視了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伊斯蘭神學之間的關聯。蘇克迪奧博士用伊斯蘭的主要資料—古蘭經、聖訓和伊斯蘭教法—證明了這一點。古蘭經不僅包含古蘭經9：5那段著名的殺戮經文，而且在關於麥地那暴力的章節（起源於穆罕默德生命的最後十年）中，也廢除了早期較為和平的麥加教義。這意味著應該忽視和平的經文，卻應該遵循激進的經文。古蘭經9：5和古蘭經9：29是這樣說的：【12】

當禁月逝去的時候，你們在哪裡發現以物配主者，就在那裡殺戮他們，俘虜他們，圍攻他們，在各個要隘偵候他們。

當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經的人，你們要與他們戰鬥，直到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規規矩矩地交納丁稅。

已故的納比·古萊什（Nabeel Qureshi）博士在《應答聖戰：更好的前進之路》（Answering Jihad: A Better Way Forward）一書中指出，互聯網讓激進的穆斯林青年更容易按時間順序排列古蘭經章節，從而更清楚地拼湊出他們先知的生平和目標，以及他如何在生命盡頭變得越發激進。【13】

這就是為什麼莫桑比克北部的一個伊斯蘭國（ISIL）分支可以自稱為「Ahlu Sunna Wa-Jama」—「聖訓捍衛者」（ASWJ），意為「先知傳統追隨者」。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先知的生平與該恐怖組織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所有穆斯林都知道這一點。然而，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個所謂基督教恐怖組織，像ASJW這樣焚燒、強姦和殺害毫無戒心的非洲窮人，他們竟然自稱是「耶穌道路追隨者」，世人會作何感想？這聽起來就像從芒果樹上摘手榴彈一樣不可理喻。但組建一個受伊斯蘭聖書和先知生平啟發的伊斯蘭恐怖組織並非遙不可及。正因如此，著名的埃及學者納斯爾·哈米德·阿布·扎伊德（Nasr Hamid Abu Zayd）（1943—2010）才會宣稱，譴責基於神學思想（即是古蘭經和聖訓）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是不可能有所收穫的。【14】

聖訓彙集了穆罕默德的各種言行，即他的「遜奈」—「習慣」（Sunna）或生活方式。關於暴力問題，聖訓不僅完全支持古蘭經，而且更進一步，更清晰地闡釋了穆罕默德榜樣的形象。這正是虔誠的穆斯林必須效仿的榜樣。聖訓十分詳盡地記錄了穆罕默德參與的襲擊、戰爭和暗殺，基督徒，尤其是猶太人，也成為攻擊目標。頗具影響力的伊斯蘭主義者阿卜杜拉·阿扎姆（Abdallah 'Azzam）（1941—1989）指出，自穆罕默德開始公開活動以來，他平均每隔一個月就會派遣軍隊出征，或者親自率領軍隊（通常是針對毫無戒心的商隊）。【15】這就是知情的穆斯林對其創始人的印象。這與基督教「創始人」的形象截然相反，完全不同。

再想想，伊斯蘭在其誕生的最初三到五個世紀內發展迅速，這份記憶深深銘刻在穆斯林的集體意識中。每個穆斯林都有義務為建立世界性的哈里發國而奮鬥。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寫道，世俗穆斯林政府和西方國家犯下的極大罪行，就是不為建立哈里發國和推行伊斯蘭教法而奮鬥，從而篡奪了真主安拉的無上主權和立法權威。【16】

羅伯特·賴利寫道，一個生動的現實例子可以充分表明美國在這場思想之戰中已經遠遠落後，沒有充分認識到宗教在戰場上的作用，美國國務院用無力到無以復加的「薩瓦電台」（Radio Sawa）取代了曾經強大且受歡迎的面向阿拉伯世界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2002年以來，該電台僅僅只是向阿拉伯聽眾播放了一些流行音樂。【17】幾乎不可能還有比這更令人痛心的例子來說明如何避免發動思想之戰了。

總而言之：文化基於宗教，而非宗教基於文化。將政治伊斯蘭與伊斯蘭根源，甚至與伊斯蘭本身割裂開來，是徒勞無益的，就這樣耗費了數十年，這場思想之戰始終毫無建樹。不幸的是，這並非唯一失敗策略。

失敗策略二：問題在於暴力

第二個關鍵錯誤與第一個錯誤密切相關，就是認為敵人僅僅是暴力的伊斯蘭團體。這一點在布什總統和奧巴馬總統的上述言論中已經顯而易見。9/11委員會報告曾指出，敵人是一種對伊斯蘭的曲解。這導致報告的作者斷言應當區分對待基地組織的暴力行為與伊斯蘭。甚至有人認為，美國及其盟友應該致力於摧毀恐怖網路，並專注於解決那些被認為導致了恐怖網路滋生的人們感知到的不滿情緒。

蘇克迪奧表示，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作為一家頗具影響力的智庫，早在2010年就敦促美國決策者與非暴力伊斯蘭主義者接觸，將「強硬派」與「溫和派」區分開來。這聽起來貌似有道理，但我們在這裡要談論的對象是誰呢？真正的「溫和派」應該會呼籲伊斯蘭放棄其全球稱霸的政治夢想。唯一的問題是，這些穆斯林不會被「真正的」穆斯林—即那些極其嚴肅對待古蘭經和聖訓的人—視為虔誠的信徒。然而，這些人並非反恐專家所想到的溫和派，布魯金斯學會也未必會考慮他們。他們考慮的是其他伊斯蘭主義者。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家情報主任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先生的以下言論就是這種態度的一個絕佳例證：

克拉珀提出，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可以與之安全交往的組織，因為它不支持暴力，至少沒有公開支持暴力。但兄弟會真的不認同暴力組織的目標嗎？只要讀一讀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和哈桑·巴納（Hasan al Bana）等最著名的兄弟會宣導者的文字，就會明白這純屬癡心妄想。【19】兄弟會難道真的會聲明言棄使用暴力來實現其目標嗎？絕對不會。正因如此，我們不應該像布魯金斯學會所建議的那樣，將所謂崇尚和平的伊斯蘭主義者與崇尚武力的伊斯蘭主義者區分開來，而應該將所有伊斯蘭主義者與那些拒絕穆罕默德和首批哈里發的古典理想的穆斯林區分開來。事實很純粹，所謂的崇尚和平的伊斯蘭主義者與他們的暴力同胞一樣，以勢不兩立的姿態堅決反對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念。

這裡有另一個例子說明這種問題。中情局分析師埃米爾·納赫勒（Emile Nakhleh）始終只是強調穆斯林組織所使用的手段（無論是否暴力），卻無視他們心中的目標。凡使用暴力的人都是我們的對頭；凡不使用暴力的人都是我們的盟友。納赫勒是一位巴勒斯坦裔基督徒，他未能意識到所有伊斯蘭主義者都擁有同一個目標：建立伊斯蘭教法下的全球哈里發國，無論他們是否主動使用或提倡暴力。美國歷史學家、中東論壇（Middle East Forum）主席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表示，非暴力行為體往往比暴力行為體構成更大的威脅。【20】

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支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取代穆巴拉克的專制政權。這是與錯誤類型的穆斯林進入被錯誤引導的關係的一個例子。在他們短暫而血腥的統治期間，埃及兄弟會朝著建立伊斯蘭教法下的伊斯蘭國家取得了巨大進展，【21】這正是該國人民集體奮起反抗莫爾西（Morsi）總統及其身邊核心人物的原因。蘇克迪奧繼續說道：「參與其中的伊斯蘭主義者是否採取暴力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參與到了伊斯蘭主義的目標，這才是對西方的終極挑戰。」【22】正如我們所說，伊斯蘭主義者的和平策略往往比暴力策略更危險、更有效，因為這些策略暗度陳倉且難以譴責。一些穆斯林被稱為伊斯蘭主義者，正是因為他們致力於在伊斯蘭教法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伊斯蘭霸權。任何熱愛自由的公民或領導人都很難接受這樣的目標。

失敗策略三：與敵人的敵人交友

一種普遍的觀點在政界日益盛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句話在非洲部落戰爭中也屢見不鮮。不幸的是，幾十年來，它已成為西方國家標準的外交政策工具。這是我們迄今為止所看到的最糟糕的失敗策略，它的破壞性不僅影響到全球（尤其是非洲）的地緣政治和安全問題，也影響到整個西方國家的理智和道德的完整性。

這是一項源自古代文獻的策略。19世紀初，當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面臨巨大的外交政策困境（最終導致巴巴里戰爭（Barbary Wars））時，美國學會了如何利用敵人的敵人來帶來變革。不過，有一點不同的是，當時敵人的敵人是聲譽良好的實體。【23】如今已不再如此。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一開始是偷偷地）照料一隻條紋幼崽，希望它有一天能取代那些我們不喜歡的貓科動物，因為它們妨礙了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的想法是，等老虎長大後，我們就能控制它，但結果幾乎從未如願。過去半個世紀裡，有不少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毀滅性的策略，我是六七十年代在南非羅得西亞邊境附近長大的，其中一些往事在我的記憶中還歷歷在目。

在津巴布韋（前身為羅德西亞（Rhodesia）），英國選擇支持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先生領導的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ZANU），盡管該黨以恐怖活動和針對黑人和白人平民的暴行而聞名。因此，西方國家將溫和且愛好和平的非洲基督教團體以及當時親西方的羅德西亞政府邊緣化。早在1994年被伊莉莎白女王冊封為爵士之前，穆加貝同志就能夠用毛主義的言論和列寧的名言激勵他的修納族（Shona）同志們「用鮮血、淚水和痛苦的洪流…將敵人從我們的土地上徹底掃除」。【24】在那個年代，西方自由派從未見過地雷或汽車炸彈造成的屠殺，他們甚至會說：「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個人眼中的自由戰士。」就南非而言，七十年代初期，西方自由派政府效仿瑞典和荷蘭，決定支持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無視其與蘇聯的關係、公然侵犯人權的行為、酷刑營以及眾所周知的政治暴力傾向。【25】西方背叛了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受歡迎的因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26】因為它與他們的「敵人」—普利托里亞（Pretoria）的親西方白人政權—仍然過於接近。

津巴布韋和南非所有幕後交易、公開謊言、鼓吹宣傳、殘酷的經濟制裁和政治欺淩的後果有目共睹。津巴布韋獨立二十年後淪為一個失敗國家，而南非則瀕臨徹底崩潰，極有可能很快就會徹底被黑暗完全籠罩。由於過去幾十年來眾多貪官污吏的無法無天、腐敗無能，這兩個國家幾乎所有公民都渴望離開。如果世界上沒有人多多干涉這些國家的事務，或者西方選擇支持非革命性的、世俗的、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政治運動，誰知道這些國家今天會變成什麼樣子？

西方支持「敵人的敵人」的其他實驗也有據可查。蘇克迪奧列舉了過去幾十年中東地區的幾個例子。我們先從阿富汗說起。很少有人知道，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在積極與世界各地的伊斯蘭主義者接觸。在1979年至1989年的蘇聯—阿富汗戰爭期間，「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每年提供6.3億美元，以支持包括奧薩馬·本·拉登在內的暴力伊斯蘭主義者，幫助他們摧毀世俗民族主義團體。據前美國政府官員兼學者彼得·曼達維爾（Peter Mandaville）稱，美國外交官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期間定期與伊斯蘭主義者會面。【27】甚至連托拉博拉（Tora Bora）—據說是本·拉登在荒涼山區避難的洞穴群—也曾在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打造，以支持塔利班對抗蘇聯。【28】

隨著社交媒體這一強大工具的出現，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團體開始策劃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號稱要在中東國家實現「民主」。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華盛頓的新保守主義者曾試圖在七個不同的中東國家推行政權更迭，而「9/11」事件正是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理想托詞。【29】當然，這些新保守主義者真正想要的，是親美的附庸國。在第14章中，我們將看到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上的人群如何感謝臉書（Facebook）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成功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隨後，混亂爆發，穆斯林兄弟會接管了政權。【30】這一旨在向從未有機會充分理解民主關鍵基礎的國家輸出「民主」的憤世嫉俗的計畫適得其反，敘利亞就是一個首當其衝的例子。該國爆發的民眾起義，也是受到外部因素的推動，導致了「梧桐木行動」（Operation Timber Sycamore）的實施。該行動為各種恐怖組織提供武器和資金，以對抗阿薩德總統的專制政權。【31】這次行動發生在一個中東國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這個國家可能是整個穆斯林世界宗教自由最充分的國家。【32】

所有這些再次以神聖教義的名義進行，為了對抗「我們敵人的敵人」。人們不禁要問，還有什麼比砍頭、毀村、綁架兒童、砸毀歷史文物、焚燒基督教堂更糟糕的呢？因為這正是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的盟友在敘利亞戰爭中對抗阿薩德時所做的。然而，最終是「我們」資助並支持了他們，而我們西方媒體則扮演著雙重角色，要麼否認，要麼為這一殘酷的現實開脫。仔細推敲就會發現，十個反對阿薩德的遜尼派武裝分子中，有七個來自國外，【33】由西方、沙特和卡塔爾的資金資助。如果我們如此擔心邪惡的暴君，為什麼西方從未考慮對羅伯特·穆加貝這樣的人採取軍事行動呢？他犯下的罪行遠比阿薩德嚴重，而且真正在與自己的人民作戰。除了超級大國及其附庸國的地緣政治野心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解釋這一切呢？

最終，敘利亞的局勢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其政府不得不向昔日的盟友求助。如果不是俄羅斯在2015年年中介入，如今整個敘利亞都會變成黑旗籠罩下的一片焦土，沒有任何敬拜三位一體的神的教會。如果西方的政治目標得逞，那將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局。諷刺的是：西方暗中支持薩拉菲派（Salafist）聖戰分子推行「民主」，一隻眼睛卻覬覦敘利亞的石油財富，而俄羅斯總統卻公開宣稱，除了阻止伊斯蘭主義蔓延和幫助一個老的地區盟友之外，他還想拯救敘利亞的教會免於滅絕。【34】

接下來是利比亞，這或許是最糟糕的例子。當西方勢力介入武裝和支持利比亞內戰時，【35】該國獨裁者已經竭盡所能與西方合作。他為擊落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機支付了賠償金，並放棄了核武野心。以非洲的標準來看，利比亞是一個繁榮穩定的國家，但卻存在一個問題：某些西方領導人想讓卡扎菲下台。【36】於是，北約勢力煽動內亂和戰爭，最終導致利比亞領導人被殺，希拉里·克林頓甚至向她的同僚們吹噓此事。如今，利比亞是一個失敗的國家，該國南部地區落入基地組織手中，武器肆意通過薩赫勒地區（Sahel）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過去十年來，許多非洲國家安全局勢的不斷惡化，直接原因是利比亞變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溫床：這是「與敵人的敵人交友」這一失敗且不道德策略的又一個可怕例子。

例子遠不止於此。作家羅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在其著作《魔鬼的遊戲—美國如何幫助釋放原教旨主義伊斯蘭》（Devil’s Game - 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中，用一章的篇幅來探討「以色列的伊斯蘭主義者」。德雷福斯講述了以色列如何創建哈馬斯的故事。七十年代，以色列國內情報機構辛貝特（Shin Bet）認為可以利用哈馬斯來遏制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巴解組織）（PLO）。哈馬斯的創始人都是穆斯林兄弟會（另一個與以色列有秘密聯繫的組織）的成員。然而，以色列人認為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激進的伊斯蘭組織來對抗巴解組織，從而扼殺該地區的共產主義影響力。因此，來自以色列的資金秘密資助了激進的伊斯蘭。以色列國內外的一些人對此感到擔憂，以至於前美國國務院中東問題專家大衛·朗（David Long）認為「他們在玩火自焚」。他說：「我沒想到他們最終會製造出一個怪物。」【37】

「與敵人的敵人交友」的可怕後果仍在延續，【38】最新的例子更是令人無法深思。多年來，關於北約在烏克蘭資助甚至訓練公開承認的激進新納粹法西斯分子的眾多傳言，如今已被證實屬實。據瑞士戰略情報部門前成員雅克·鮑德（Jacques Baud）稱，來自19個國家的極右翼武裝分子總數達10.2萬人，到2020年將占烏克蘭軍隊的40%（據路透社報導），他們「由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法國武裝、資助和訓練」，無視《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和許多其他新聞媒體的急切警告。【39】華盛頓和倫敦幫助這些新納粹民兵於2014年2月在基輔發動政變。【40】北約國家再次願意做出巨大妥協以尋求政權更迭，這一次目標變成了莫斯科。如果敵人是俄羅斯，任何程度的種族仇恨似乎是合理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Global Terrorism Index）對新納粹白人極端主義崛起的所有警告（見第10章）都被隨意擱置一旁。

西方這種可怕且不道德的情報策略—為了擊敗其敵人而與純粹的邪惡勢力站在一起—對全球產生的影響尚待全面評估：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恐怖分子、中東的伊斯蘭主義恐怖活動，以及如今烏克蘭的新納粹民兵。這讓人想到，索爾茲伯里（Salisbury）聖公會（安立甘會）教長約翰·達科斯塔（John Da Costa）在1978年約書亞·恩科莫（Joshua Nkomo）領導的津巴布韋人民革命軍（ZIPRA）犯下恐怖罪行後發表了一篇佈道。恐怖分子不僅擊落了一架從加里巴湖（Lake Kariba）起飛的客機，甚至在森林裡殘忍地殺害了所有倖存者。達科斯塔在聖瑪麗教堂（St. Mary）的講壇上，點名道姓地提到了西方所有主要政客和政要，並以無比悲痛和義憤填膺的語氣說道：「人們聽到響亮的譴責聲…人們聽到了，而沉默卻震耳欲聾…」【41】這種懦弱的沉默多年來愈演愈烈，因為如果你把恐怖主義暴行的肇事者視為盟友，又怎麼能真心為這些暴行哭泣呢？順便說一句，1978年正是蘇聯異見人士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來到哈佛的同一年，他告訴我們，我們已經失去了道德制高點和勇氣的美德。

失敗策略四：利用天真和無知來討價還價

所有上述失敗的策略都與外交政策有關。現在讓我們轉向國內政策。我們找不到比瑞典這個國家更好的例子了，它長期以來一直以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道德指南針而自豪。瑞典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它表明我們西方集體的天真無知，加上深深的道德優越感，導致我們的公民背叛，走向一個恐怖而不確定的未來。

西方曾將瑞典視為自由主義的道德超級大國，視其為穩定繁榮的國家，並在性別平等方面樹立了世界典範。然而，令人悲傷的是，就在瑞典，一些城市卻陷入了二十年前無人能想到的暴力危機。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瑞典的槍擊死亡人數位居歐洲之首？為什麼這麼多瑞典兒童半夜驚醒，聽到附近自動機槍的槍聲或手榴彈爆炸聲？為什麼醫護人員在沒有員警保護的情況下就無法進入某些區域？瑞典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寶琳娜·諾伊丁是尋找答案的絕佳來源。她是中右翼《瑞典保守報》（Svenska Dagbladet）的社論撰稿人。她的作品曾發表在《紐約時報》、《政治報》（Politico）和《旁觀者》（The Spectator）上。阿亞安·希爾西·阿里與她暢談了過去十多年來在瑞典從事記者工作的經歷。【42】

寶琳娜出生於瑞典，父母是六十年代末逃離波蘭反猶太主義的猶太移民。他們屬於第一批來到瑞典的移民。瑞典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以「高度信任和高度的社會凝聚力」著稱。猶太難民定居的街區都非常安全，他們也都與瑞典人相處融洽。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他們都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排斥。

寶琳娜長大後加入了自由黨（Liberal Party）。和其他人一樣，她也曾相信自由移民，直到意識到事情並非一帆風順。作為猶太移民的子女，當其他人都不願討論問題時，他們總是最先察覺到問題的所在。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到來，性別不平等和反猶太主義愈演愈烈。阿亞安·希爾西·阿里問諾伊丁，她為什麼認為這是一個如此敏感的話題。諾伊丁的回答意味深長：「有兩個原因，我認為人們確實害怕煽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但同時也害怕因為所有這些事情被指控。我認為這是兩個主要驅動因素。」

例如，當一位正派的瑞典記者佩爾·布林克莫（Per Brinkemo）提出氏族文化對瑞典的影響時，他立即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諾伊丁繼續說道：

人們不會相信這世界上還有不是瑞典人、不按照瑞典方式組織社會的人…每個人都像我們一樣，如果他們不像我們，他們就想像我們一樣，成為瑞典人。

這種天真顯而易見。諾伊丁說，當瑞典人開始自由談論榮譽謀殺時，情況一度有所緩和。那是在法迪梅·薩欣達爾（Fadime Sahindal）被她的父親殘忍地以榮譽謀殺之名殺死之後。【43】

然而，一旦政治正確的陰雲再次籠罩，遮蔽了勇敢和誠實的陽光，所有這些開放性就消失了。當諾伊丁敢於撰寫在瑪律默（Malmö）的反猶太主義文章時，她被指責泛泛而談或無視右翼極端主義的禍害。沒錯，她甚至被稱為種族主義者，「簡直是卑鄙無恥之徒」。瑞典最大的報紙將她與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相提並論，後者是挪威的惡魔，在於特島（Utoya Island）槍殺了69名青少年，只因他們持有支持移民的觀點。當時年僅28歲的諾伊丁深受媒體反應的創傷，並深感發聲的沉重代價。幸虧有人支持她，她才沒有丟掉工作。

2015年秋天，情況突然發生變化。雖然她沒有提及，但正是在那一年夏天，數百萬難民因敘利亞戰爭湧入歐洲。在此之前，每個人都認為出於道德和法律原因限制移民是不可能的。甚至沒有人願意討論這個問題。但自2015年秋天以來，瑞典開始在邊境實施身份檢查。諾伊丁說，整個體制都發生了轉變。「讓我們理性一點，」他們說，「我們知道我們必須限制移民。」一個多年來一直處於集體精神錯亂狀態的國家，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諾伊丁確信，當市中心暴力問題開始影響瑞典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時，這種變化就發生了。當白人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放學或去踢足球的路上遭到移民團夥的搶劫和羞辱時，他們的父母才幡然醒悟。面對哭泣的孩子，他們感到震驚，卻又聽到孩子們強烈地哀求不要向當局舉報。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階級問題。當貧困移民或其他下層階級的孩子遭受苦難時，人們認為這還不夠嚴重。但當她自己的中產階級孩子們哭著回家時，瑞典突然從沉睡的冬夜中醒來。

諾伊丁解釋說，瑞典人有很強的集體意見意識，這使得他們無法公開討論有爭議的話題。與此同時，你可以在客廳裡自由地堅持和與朋友討論你的個人觀點。2015年秋季之後，由於槍支暴力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急劇上升，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就在諾伊丁講話的時候，瑞典那一年已經發生了60多起手榴彈爆炸事件。而前一年，這一數字是241起。諾伊丁總結道：

假設這種情況在瑞典這樣的國家因為糟糕的政策而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這說明在融合和移民問題上我們必須多麼謹慎，以及就這些問題進行理性討論是多麼重要。我並不是說所有犯罪都是移民犯下的。這是一種稻草人謬論（偷換概念），我們之後可能會聽到。但這種情況確實存在。移民社區存在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犯罪活動日益猖獗。而這些犯罪的受害者大多是其他移民。在夜裡被爆炸驚醒的正是那些移民兒童。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這就是政治正確、天真和無知給瑞典帶來的惡果，以至於《每日電訊報》（Telegraph）現在可以把這個美麗的國家稱為匪徒的天堂。【44】只有神知道，所有這些輕信和懦弱會給歐洲其他國家帶來什麼，也只有神知道是否勇氣和常識終將回歸。

這就是四大失敗策略。任何認真面對政治伊斯蘭挑戰的人都不敢忽視它們。其背後是西方集體道德的崩塌。我們墮落到這種地步，局勢也變得如此嚴峻。我們每個人都肩負著神聖的責任，要大聲疾呼，拯救我們的國家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左右公眾輿論。否則，我們的子孫後代將面臨無比黯淡的未來。願全能的神在為時已晚之前賜予我們真正的信心和愛心。願他差遣許多年輕的牧童投身戰場，無懼那位九英尺高的無情嘲笑我們的巨人。

【注釋】

【1】我已經記不清這句話的出處了。

【2】托尼·布雷爾，「將聖戰者連根拔起」，《國家郵報》，2005年7月18日，A17版。

【3】羅伯特·賴利，「資訊作戰：成功與失敗」，載於《迎接挑戰》（Meeting the Challenge），第47頁。

【4】「孫子>名言>值得引用的名言」，讀有所悟（Good Reads），goodreads.com。

【5】蘇克迪奧，「宗教在應對挑戰中的作用」，《迎接挑戰》，第11頁。

【6】出處同前。

【7】出處同前。

【8】聖戰教士阿布·卡塔達（Abu Qatada），馬克·杜里在著作《第三種選擇》所引述，第155頁。

【9】蘇克迪奧，「宗教在應對挑戰中的作用」，《迎接挑戰》，第12—13頁。

【10】出處同前，第15頁。

【11】出處同前，第15頁。

【12】蘇克迪奧引述。

【13】納比爾·庫雷希（Nabeel Qureshi），《應答聖戰》（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6），145—145。

【14】蘇克迪奧，「宗教在應對挑戰中的作用」，第16—17頁。

【15】出處同前，第17頁。

【16】出處同前，第18頁。

【17】出處同前，第15頁；另請參閱賴利，「資訊作戰：成功與失敗」，第49—52頁。

【18】邁克爾·優素福（Michael Youssef），《耶穌、聖戰與和平》（Jesus, Jihad and Peace）（Franklin, TN: Worthy Publishing, 2015），第20—21頁。

【19】參見沃勒，「穆斯林兄弟會…」，第67頁及後續頁。

【20】蘇克迪奧，「宗教的作用…」，第14頁。

【21】侯賽因·曼蘇爾支持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希望它能帶來民主，他在自己所著的《少數派》（第162頁）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穆斯林兄弟會接管政權的過程。

【22】出處同前，第25頁。

【23】北非穆斯林海盜船給地中海乃至大西洋上的美國船隻帶來了真正的麻煩。這些船隻在公海上接連遭到毫無必要的襲擊、劫持和搶劫。穆斯林酋長們隨後索要巨額金錢，以換取他們日益增多的美國人質。這場危機持續了數年，最終變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美國駐的黎波里領事威廉·伊頓（William Eaton）提出了一個瘋狂的提議。他向傑弗遜（Jefferson）總統的國務卿提議，美國應該與的黎波里權貴的流亡兄弟哈梅特·卡拉曼利（Hamet Qaramanli）結盟。哈梅特遠離妻兒流亡國外，其兄尤素夫（Yusuf）謀殺另一位兄長而竊取王位，哈梅特本是的合法繼承人。伊頓在突尼斯與哈梅特會面，討論了他的秘密軍事計畫。經驗豐富的軍人威廉·伊頓上尉確信，他可以通過與哈梅特結盟，從東部沙漠對面進攻的黎波里來解決美國在北非的問題。與此同時，美國艦船從海上發動了進攻。傑弗遜並沒有立即接受這場大膽的襲擊計畫，但後來同意了。經過充分的準備，這位美國人和他的穆斯林盟友於1805年從埃及出發，沿著地中海海岸一路進軍。憑藉非凡的勇氣，伊頓在前往的黎波里的途中攻佔了沿海城市德爾納（Derne），隨後他請求支持。的黎波里近在咫尺，勝利在望。伊頓接下來得知，美國人已經與的黎波里的權貴達成協議，他應該放棄戰鬥，拋棄可憐的哈梅特。伊頓別無選擇，只能服從命令。遭到背叛的哈梅特和他的士兵們雖然勉強加入了這場戰鬥，卻被留下來，傷心欲絕，憤怒至極。參見布萊恩·基爾米德（Brian Kilmeade）和唐·耶格爾（Don Yaeger）著，《湯瑪斯·傑弗遜和的黎波里海盜—改變美國歷史的被遺忘的戰爭》（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Tripoli Pirates – The Forgotten War That Changed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 Sentinel, 2015）第138—140、171—175、195—197頁。

【24】彼得·斯蒂夫（Peter Stiff），《津巴布韋哭泣》（Cry Zimbabwe）（Alberton, RSA: Galago Books, 2000）。

【25】See Martin Bosma, “Mythe: we konden het niet weten” in Minderheid in Eigen Land （Amsterdam: Bibliotecha Africana, 2015）, 208—210; and Harry Booyens, Amabhulu （North Vancouver: Cliffwood Fogge, 2014）, 417, 447, 460—461, 498—499.

【26】2000年因卡塔自由黨（IFP）的一張選舉海報仍然警告選民，支持像非國大這樣激進反基督教、暴力且公開推崇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將在未來幾年讓南非付出高昂代價。另見安西婭·傑佛瑞（Anthea Jefferey），《人民戰爭前夕的力量平衡》，載《人民戰爭》（People’s War），第41—71頁。西方勢力也知道非國大在1994年大選前夕針對夸祖魯—納塔爾省（Kwa-Zulu Natal）因卡塔自由黨政治領導人及其支持者的恐怖活動。在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就在1994年大選前夕，非國大的狙擊手從約翰尼斯堡的一座高樓（貝殼屋）向正在樓下遊行的因卡塔自由黨支持者開槍，造成9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27】蘇克迪奧，「宗教的作用…」，37頁。許多伊斯蘭主義團體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獲得資助。

【28】梅根·斯塔克（Megan Stack），《這個村子裡的每個男人都是騙子》（Every Man in This Village is a Liar）（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0），第22—24頁。

【29】請觀看油管視頻上如今已非常著名的衛斯理·克拉克少將（Maj. Genl. Wesley Clarke）在2007年電視節目《今日民主》（Democracy Now）中的採訪。

【30】希爾西·阿里，《Prey》，159。

【31】參見蘇克迪奧，「宗教的作用…」，第38—39頁。

【32】邁克爾·佩特魯（Michael Petrou），「在敘利亞重生—福音派基督教會一直吸引著阿拉伯人前往這個中東國家」（Born Again in Syria –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es have been drawing Arabs across this Middle east nation），《麥克林雜誌》，2006年1月30日，第18—19頁。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在其紀錄片《美國不為人知的歷史》（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指出，華盛頓特區的新保守派策劃並策劃了整個「阿拉伯之春」（見油管視頻）。中央情報局歷史權威著作《灰燼的遺產》（Legacy of Ashes）的作者蒂姆·韋納（Tim Weiner）表示，盡管該機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於政權更迭，但由於對語言和文化的無知，該機構對所打交道國家的了解始終存在缺陷。

【33】尤爾根·托登霍費爾（Jürgen Todenhöfer），《我的恐怖之心之旅》（My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Terror），164頁。

【34】最近，一位在傢俱店為我們服務的害羞的敘利亞女士再次向我證實了這一悲傷的現實。

【35】參見蘇克迪奧，「宗教的作用…」，第38頁。

【36】在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中，意大利現任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提醒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注意這一罪惡的陰謀。

【37】羅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魔鬼遊戲》（Devils Game）（New York: Owl Books, 2005），191—198。

【38】參見邁克爾·弗林將軍（Genl. Michael Flynn）在半島電視台「Head-to-Head」節目中所說：「誰應該為『伊斯蘭國』的崛起負責？」，半島電視台網站。

參見「退役上校理查·布萊克：美國引領世界走向核戰爭」（Retired Colonel Richard Black: US Leading World to Nuclear War），席勒學會（Schiller Institute），油管視頻。參見「如何發動一場革命—華金·弗洛雷斯，赫蘭報導電視台」（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 – Joaquin Flores, Herland Report TV），Herland Report，油管視頻。

【39】雅克·鮑德（Jacques Baud），《烏克蘭的軍事局勢》，《郵報》雜誌，2022年4月1日。

【40】參見葛籣·迪森（Glenn Diesen）的《烏克蘭之火：奧利弗·斯通紀錄片》（Ukraine of Fire: Oliver Stone Documentary），油管視頻。

【41】漢內斯·韋塞爾斯（Hannes Wessels），《少數硬漢》（A Handful of Hard Men）（Philadelphia: Casemate, 2015），第152—153頁。這篇講道可以在油管視頻上觀看，標題為《震耳欲聾的沉默》（The Deafening Silence）—1978年9月8日。

【42】「寶琳娜·諾伊丁談瑞典犯罪」（Paulina Neuding on Crime in Sweden），阿亞安·希爾西·阿里播客—036，ayaanhirsiali.com。

【43】薩欣達爾（Sahindal）是一位庫爾德女性，她曾在瑞典議會講述自己所遭受的壓迫。不久後，她被殺害。她的死對瑞典人的集體心理產生了警醒作用。

【44】參見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