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最需要的美德：勇氣

我們審視了西方大國的四種策略，盡管這些策略尚未被拋棄，但卻早已經一敗塗地了。

拒絕認清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

拒絕認同所有伊斯蘭主義者有共同目標。

拒絕回避一切恐怖主義和暴政，卻往往助長其力量。

拒絕面對不受控制的移民所造成的現實真相。

如果基督徒想在這場燃燒著熊熊怒火的思想之戰中成為一股真正的導善之力，我們就必須留意這些失敗的策略。我們必須對每一種策略都採取合乎聖經的負責任的視角來看待，並學會更加審慎的態度理解我們極端片面的主流媒體。在傳福音的同時，我們若不經意地默許或漠不關心地支持這些策略，運氣好的話只能讓我們成為無害的十字架戰士，最壞的情況則是成為不公開的邪惡代理人。

如果我們幾乎從不抵制那些將最弱勢群體甚至所有人置於危險之中的政策，又怎能在自己的國家受到重視呢？無論遠近親疏，如果我們毫不在乎有多少受傷的蘆葦被折斷，有多少將殘的燈火被吹滅，我們還能被視為彌賽亞的使者嗎？彌賽亞曾被譽為給窮人帶來解救和正義。讓我們大膽為正義和真理挺身而出，揭露和反抗邪惡，因為我們知道「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馬太福音10：26）。如果我們忠實地跟隨神的羔羊，拒絕稱惡為善，稱善為惡，我們就能激勵義人，扼殺惡人的陰謀。然而，我們的沉默只會適得其反，因為暴君們向來樂見蒙在鼓裡的沉默公眾。

我們癱瘓的最深根源

但是，我們該如何評價這些失敗的策略呢？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呢？

首先，政客和所謂的專家為何拒絕將激進伊斯蘭主義或伊斯蘭極端主義與伊斯蘭本身聯繫起來？從表面上看，這完全是出於政治正確。我們怎敢批評他人的信仰或宗教？我們是西方人，是宗教多元化的捍衛者和守護者。此外，我們背負著過去殖民主義歷史這個似乎難以忍受的沉重負擔，曾經我們常常居高臨下地蔑視他人的信仰和文化。如今，我們怎敢妄言說破，哪怕是事實？事實上，對於我們當中那些超級「覺醒」的人來說，兩個世紀前，英國白人宣教士竟能對印度原住民直言，不應將寡婦活活燒死在亡夫葬禮的火葬柴堆上，這種說教完全應受譴責！【1】

更重要的是，我們信奉政教分離。因此，我們有根深蒂固的抵觸情緒，不願將清真寺和古蘭經捲入任何有關恐怖主義的辯論。

但我們之所以在將爭議話題與穆斯林的宗教淵源聯繫起來方面表現得如此明顯失敗，其真正原因則更為深刻。我們害怕極了。如果我們膽敢批評他人的信仰或宗教，我們極度恐懼因此可能引發的軒然大波。所以，我們不惜任何代價避免批評，因為勇氣這一美德的地位正處於西方歷史上的最低谷。

基督徒常常像他們的政客和領導人一樣，用同樣模糊的鏡片看待現實，不幸的是，他們也同樣被恐懼所左右。這一點在伊斯蘭話題上很容易得到證明。信奉聖經的新教徒會（當深入探究歷史）毫無顧慮地批評天主教的某些教義，或者當面對證摩門教徒，印度教徒或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我們會對他們思想的起源和後果圍追堵截，並無情揭露。但當談到伊斯蘭時，我們卻噤若寒蟬，或許是害怕激起伊斯蘭恐懼症的情緒。至此，爭辯就此結束。

但這還不是我們癱瘓的最深層根源。我們首先害怕的並非穆斯林，而是我們內部彼此之間的恐懼。我們如此害怕造成內部分裂，以至於寧願躲在沉默的角落裡，認為某些問題過於「政治化」。然而，就像以色列的偽先知一樣，我們變成了啞巴狗，不會叫，因為我們在當今最緊迫的問題上封鎖了神的話語，對不公和壓迫視而不見（參見以賽亞書56：10）。正因如此，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家喻戶曉的福音派領袖公開反對2003年入侵伊拉克。即使有人承認整場戰爭是基於「情報失誤」，或者反復聲稱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只是戰爭的藉口，也幾乎沒有一位福音派人士站出來發聲。與此同時，數萬億美元被白白浪費，伊斯蘭恐怖主義得到滋生，整個國家陷入混亂，成千上萬的士兵帶著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返回故土。但我們的大多數牧師和教區居民並不太關心這些。

但從新教徒而言，還有其他原因。我們之所以癱瘓無力與穆斯林朋友在這一思想戰場展開角逐，也是因為一種不合時宜的虔誠所致。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告訴自己，聖經的信息主要關注的是個人得救-有人稱之為基督教信息的救苦救難（salvivification）-這很可能是新教改革的一個不幸的副產品。歐洲改教者過分強調稱義和得救的確據，試圖（恰當地）糾正天主教中世紀的「行為稱義」，以至於新教徒後來開始相信聖經故事全是關於「我們靈魂的得救」。只需流覽大多數基督教聖歌集的讚美詩部分，就能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實：絕大多數讚美詩都以個人得救和「靈性議題」為中心，很少有讚美詩關注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呼召是在這個世界中成為忠實的基督門徒。

更重要的是，傳到非洲的福音常常教導說，「神的國」是關於九霄雲外一個沒有實體的未來居所。雖然這種來世或許並不那麼令人激動，但這個說法至少遠遠好於守舊的非洲人自他們記事以來就相信的已故祖先（所謂的活死人）的昏暗的陰影世界。將這一切與伊斯蘭的理想國度-一個在伊斯蘭教法之下的塵世的哈里發國-進行比較，人們就能（在某種意義上）看出，在這場思想之戰中，基督徒在與穆斯林對手的鬥爭中是多麼措手不及。因為，如果福音的全部內容都是關於「升入天堂」，那又何必在塵世間捍衛真理和公義呢？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應該逃跑嗎？我們應該在恐懼中畏縮，還是其他什麼？或者我們應該在伊斯蘭和左翼勢力不斷逼近和威脅時妥協屈服，期待更好的結果？我們應該像以法蓮的子孫一樣在戰爭之日逃竄，忘記我們與神的契約以及他的大能作為（參見詩篇78：9-10）嗎？更糟糕的是，當我們發現敵人已然兵臨城下，我們應該像懦夫一樣改變陣營嗎？還是我們應該活在「神掌控一切」的陳詞濫調中，卻把頭埋在沙子裡，把我們的孩子出賣給這個世界的王的陰謀？我們這些北美人應該夢想生活一如既往，非洲和歐洲的殘酷現實永遠不會降臨到我們身上嗎？最重要的是，我們作為西方的基督教會，是否應該繼續處於困惑和分裂的狀態-通過關注所有次要的事-而我們本應「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正如保羅在腓立比書1：27-28中所寫）？

事後看來，人們或許會說，如果像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馬丁·布塞爾（Martin Bucer）（1491-1551）這樣的改革家-他強調福音派的合一而非教條的宗派偏見-在16世紀早期宗教改革時期受到更多關注，那麼新教或許會受益匪淺。或許，像以弗所書這樣的聖經書卷，會成為宗教改革的鼓舞士氣的口號，它強調神的恩典，教會的合一和基督徒的敬虔，而不是羅馬書，把所有重點都放在「教義」【2】的純潔性上。此外，以弗所書也號召我們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迎接戰鬥之日！【3】

如果我們希望像古往今來的基督徒一般成為一股導善之力，就必須從根本上正視我們與生俱來的恐懼，以及克服蜷縮進自己殼裡的傾向。為了對抗我們這個時代的邪惡，無論是在我們自己的陣營還是在其他地方，我們迫切需要至高無上的基督教美德-勇氣和勇敢。約書亞記的開篇就告訴我們，在光明與黑暗的交鋒中，信心和勇氣是多麼重要。後來，我們驚歎於區區一個牧童以耶和華的名義對抗非利士巨人的英勇事蹟。這位大衛成為了我們彌賽亞的雛形，這位彌賽亞挺身而出對抗整個世界，並最終征服了世界！我們甚至還沒有提到但以理堵住獅子的嘴，以及許多其他事蹟。若非流放前希伯來先知的英勇，貧困者和苦難者的呼求恐怕會被耶路撒冷的聖殿歌聲淹沒。讀過阿摩司書，彌迦書，以賽亞書或耶利米書的人，誰能不被他們在猶大城鎮和耶路撒冷法庭上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熱情所感動呢？他們深知，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用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 Heschel）的話來說，不公和壓迫都是「違背神的良心的污點」。【4】正因如此，他們才拒絕退到安全的角落，逃避一切爭議，直到風暴過去。事實上，耶利米最大的罪過在於，他竟敢公開談論耶路撒冷腐敗的政治和道德敗壞造成的未來影響，而當時沒有人敢這麼做。我們也不應忘記，當門徒們被威脅甚至再也不許提起耶穌的名字時，他們聚集在耶路撒冷某個「樓房」的房間裡，禱告求勇氣。

然而有人可能會說，以色列曾是一個神權政體；我們如今生活在福音時代。這一點倒是確鑿無疑，但最終也沒什麼區別。希伯來先知蒙召，是要引導以色列人回歸耶和華與摩西所立的約；使徒蒙召，是要將全世界引向基督的位格，作為和誡命。用基督自己的話來說，我們蒙召，成為山上的城，成為暗處的燈，這也暗示著我們必須願意像他在彼拉多面前所做的那樣，為真理作見證。耶穌問道：如果鹽失去了鹹味，還有什麼用呢？它只是隨時準備被人踐踏而已。

誠實地面對真我

真正的勇敢和勇氣必須包含誠實地自我審視。西方受到了一些有針對性地非常中肯的文化批評，這些批評不僅來自穆斯林世界，也來自其他圈子。我們願意傾聽嗎？雖然我們不必把一切都算在自己頭上，但我們至少應該讓猶太-基督教傳統的神聖經文來幫助我們權衡批評，並在必要時呼籲徹底的變革。如果我們希望作為基督徒受到重視，那麼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文化中哪裡犯了錯誤，以及教會在哪些方面應該為西方的可悲解體承擔責任，因為它支持或默許了那些撕裂我們文化的政策和思想。如果我們敢於深入探究，讓我們探討一下我們最被追捧的西方先知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比如像尼采（Nietzsche），馬克思（Marx），佛洛德（Freud），薩特（Sartre）和福柯（Foucault）這樣的人物。任何一個以此類知識功能表為食的文明，還能指望存續下去嗎？

穆斯林常常將西方與基督教劃等號。在他們的集體記憶中，歐洲不僅是西方文明的搖籃，也是基督教的搖籃，許多歐洲國家國旗上的十字架至今仍舊可以為此證明。然而，過去幾十年來，面對日益腐朽的道德價值觀，破壞性的哲學理念和自私的外交政策，教會亟需的抗議呼聲（除了少數幾個特定問題）又在哪裡呢？而且，請記住，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這一切的發生都基於「基督教國家」之間爆發的兩次毀滅性世界大戰。【5】時至今日，由於這些災難性戰爭的後遺症，西方國家依然像一個醉酒娼妓，在她日漸衰落的輝煌歲月裡那昏暗的街燈下搖晃蹣跚。為了彌補我們的罪，西方幾乎將曾經成就其偉大的所有道德美德和常識原則都棄之不顧。福音派學者大衛·威爾斯（David Wells）將這一切稱為「失去中心」，這就好比將自行車的輪轂扯掉一樣。【6】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作為一個教會和一個文明繼續存續下去，就必須深刻審視自身，在正義良善的基礎上發展，摒棄無用和邪惡。不妨舉個例子：當毫無戒心的穆斯林乘飛機抵達我們的海岸，卻初次了解到我們航空公司客機上鋪天蓋地的頹廢虛無的好萊塢式的機上娛樂節目，他們會怎麼看待我們？在他們踏足這片土地之前，如此眾多的粗鄙、虛榮和感官刺激就直接撲面而來。這一切在我們看來或許再正常不過，但對他們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如果我們把這種奴役我們的孩子，摧毀我們文化的東西稱為「自由」，我們就別想著能夠戰勝像伊斯蘭這樣強大的文明，贏得這場思想之戰。

在美國最終從阿富汗撤軍前後的騷亂期間，著名的斯洛維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評論道：【7】

幾十年前，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寫道：「我們不怕制裁。我們不怕軍事入侵。我們害怕的是西方腐朽道德的入侵。」霍梅尼談到穆斯林在西方最應該害怕什麼，這句話應該從字面上理解：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並不懼怕經濟和軍事鬥爭的殘酷性。他們真正的敵人不是西方的經濟層面的新殖民主義和軍事侵略，而是其「不道德」的文化。

已故普林斯頓大學學者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其著作《伊斯蘭危機氛圍下-聖戰與不神聖的恐怖》（In The Crisis of Islam –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中提到，穆斯林兄弟會的一位創始成員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所見所聞中首次變得激進：「對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來說，在美國的生活似乎是一段關鍵時期，期間他的關於伊斯蘭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思想得以發展。」【8】他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感到震驚，主要是它的罪惡和墮落，以及他認為美國人沉迷於性濫交。【9】庫特布還觀察到，

「…美國的教會就像企業一樣運作，爭奪客戶和公眾曝光，所使用的吸引策略就如商店和劇院試圖吸引顧客和觀眾一樣…成功才是最重要的，而成功的衡量標準是人數規模…」

這真是一份令人悲傷的報告（盡管無疑帶有偏見），此時距離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美國崇高道德標準的讚揚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路易斯寫道，庫特布對美國的斥責如此激烈，以至於他被迫在1952年辭去埃及教育部的職務，加入了埃及穆斯林兄弟會。

別再文過飾非！

這一切的最終結局是，如果我們想在這場浩瀚的思想之戰中獲勝，就幾乎沒有時間和空間做無謂辯解。我們在戰鬥激烈之時本能地尋找各種藉口，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 Paul Sartre）就曾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刻的思考。【10】他反思了納粹佔領法國的恐怖時期，並有針對性地強烈譴責了他的同胞的懦弱，虛偽以及與納粹的勾結。最讓他感到煩心的是，有多少人推卸加入抵抗運動的責任。他們引援了以下理由：

「我能對此做什麼呢？」—利用無能現狀申辯。

「我沒有發動戰爭，對吧？」—利用無辜身份申辯。

「其他人都在這麼做。」—利用從眾心理申辯。

「我只是在留心保護自己。」—利用自保理論申辯。

「我愛莫能助。」—利用無助處境申辯。

「我很害怕。」—利用恐懼感受申辯。

薩特駁斥了所有這些藉口，稱我們有「絕對自由」。這位無神論哲學家的意思是，既然我們被命運「拋到這個世界」，我們就應對所做的一切負責。責任是關鍵。不履行責任，你就沒有自由。當代基督徒不得不從一位無神論者那裡學到這一點，這真是令人悲哀，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圈子裡很少聽到這種強調。當神的話語呼召我們勇敢行動時，我們甚至會用虔誠的神學來回避責任，這已經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

其他比薩特更接近基督教傳統的人也呼籲，如果我們希望看到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就需要增強個人責任感。在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80年出版的著名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三兄弟中，德米特里（Dimitri）的人生空洞地追求自私的幸福和感官享受，而伊萬（Ivan）則夢想著知識份子的驕傲，對一切神聖的事物都持冷嘲熱諷的態度。他們兩人都缺乏真正的責任感，最終都以絕望告終。【11】只有最小的阿廖沙（Alyosha）真正關心他的家庭和社群，他的人生才有意義，也更美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醒我們，這樣的人生植根於神的愛，以及對生命最深奧秘密的理解，正如約翰福音12：24所概括的那樣。聖經說「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翰一書4：18），這不僅表示縱向意義（神與人），也表示橫向意義（人與人），因為懼怕和真誠的兄弟之愛不能共存。因此，愛不會逃避對鄰舍福祉的責任，而是會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犧牲自己的名譽或生命。

在更接近我們的這個時代，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博士（Dr. Jordan Peterson）呼籲年輕人，如果想要找到人生的持久意義，就必須對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負責。【12】勇敢的南非公務員圖利·馬東塞拉（Thuli Madonsela）也強調，承擔起對周圍環境的道德責任是真正領導力的主要特質之一。【13】事實上，真正的領導力不會躲在虛偽的藉口後面。我們是否會忘記亞他那修（Athanasius）是如何挺身而出，對抗全世界，捍衛耶穌基督的神性？我們是否會忘記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是如何與倫敦的整個政治體制抗爭二十年，才禁止利潤豐厚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我們是否會忘記「小婦人」葛萊蒂絲·艾偉德（Gladys Aylward）是如何努力在中國禁止纏足？我們是否會忘記威廉·凱里（William Carey）是如何在印度禁止燒死寡婦？我們是否會忘記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如何走進風暴中心，放棄紐約的舒適生活，加入抗議活動反對納粹德國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還有，我們沒有時間提及路德（Luther），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和其他許多人，更不用說加拿大人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抗席捲西方的超級覺醒愚蠢的英勇立場。

為逃避責任和勇氣而找藉口，這種現象在人類中屢見不鮮，聽到有人克服了這種障礙，總是令人鼓舞。美國神經外科醫生大衛·利維醫生（Dr. David Levy）的故事就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當代案例。利維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內心堅信應該在手術前為病人禱告。在加州醫院這種世俗氛圍濃厚的環境中，一位醫學專家內心深處竟然有這樣的信念，這本身就是一個神蹟。更何況他擁有將信念付諸實踐的信心和勇氣！而這正是利維克服了自己心中的種種藉口後所取得的成就。

他在《灰質-一位神經外科醫生發現禱告的力量…一次為一位病人禱告》（Gray Matter - A neurosurgeon discovers the power of prayer… one patient at a time）一書中講述了他的故事。【14】當他終於鼓起勇氣為一位女病人禱告時，他不得不在內心與以下藉口作鬥爭：【15】

「可能看起來我缺乏自信」

「病人可能會感到被冒犯」

「如果我禱告後結果不好，可能會毀掉人們的信心」

「我接受的教育讓我尊重醫學和宗教之間的鴻溝」

「我會失去在醫學界的聲譽」

「這可能表明我的知識和技能不足」

「這會給本已緊張的處境增添不必要的因素」

「這將改變典型的醫患關係」

利維博士是否已成為一個罕見的例子？使徒保羅很久以前寫信給提摩太說，「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1：7）我們也可以想想從迦南歸來的十二個探子。其中兩個有信心，十個卻沒有。十個被恐懼所壓倒，只想著藉口。其中兩個紀念神的應許，並且絕對堅定（參見民數記13章）。勇氣，勇敢，加上智慧，是耶穌在馬太福音10章中訓練門徒完成未來使命時灌輸給他們的唯一品質。如果我們要對我們生活的世界承擔個人責任，尤其是在與伊斯蘭傳教思想的鬥爭中，這的確是我們作為基督徒所需要的。我們需要聖經所教導的勇氣，而且是大量的勇氣，因為我們信靠的那一位被賜予了天上地下的所有權柄（馬太福音28：18）。感謝神，這正是耶穌給他的門徒的應許，當聖靈充滿他們時，他們必得著屬靈的能力，坦然無懼地說話行事（使徒行傳1：8）。這一切都強調了禱告的重要性，因為只有殷勤禱告的人才能領受聖靈（路加福音11：5-13）。

這裡有基督徒勇氣的另一個例子。《看他們如何搖晃》（Kyk Hoe Slinger Hulle）【16】是一部1946年的基督教小說，取材於真實事件，揭露了西開普省（Western Cape）令人憎惡的「分酒制度」（dopstelsel）。當時，許多葡萄酒農場主用葡萄酒支付棕色膚色工人工資（至少作為其中一部分）。這導致在這些葡萄酒農場工作的「開普有色人種」（歐非混血的南非人）（Cape Coloureds）普遍酗酒，並帶來社會苦難。小說的主人公亨德里克·卡爾斯滕（Hendrik Karsten）一天晚上決定，他再也無法抗拒聖靈的指引，要公開反對這種社會罪惡。但他面臨著重重障礙。他的妻子勸他「不要捲入其中」，而應該專注於「屬靈的事情」。他的牧師主張他保持中立，以維持和平環境。此外，更大的商業和耕種社群對麻煩不感興趣。亨德里克還擔心，如果他站出來發聲，教會將遭遇分裂。

後來，在一天晚上的教會理事會會議上，神賜予了他勇氣。此事立即引發了巨大的反響。他的鄰居兼農場主，同時也是“分酒制度”的堅定支持者，勃然大怒，辭去了理事會職務，他們之間脆弱的關係戛然而止。理事會會議在混亂和悲傷中結束，牧師懷著心碎難過回家。然而，那天晚上，當亨德里克跪在床邊禱告時，他得到神的平安。他躺在枕頭上，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只能順服造物主。短期內，情況看起來黯淡無光，但未來，光明正在照耀。這一切都是為了良善，因為邪惡的制度後來被摒棄，棕色人種的家庭免於自我毀滅，甚至悔改歸向耶穌。亨德里克的正直受到了整個社群的敬重，就連牧師也幡然醒悟。這是一部簡單的小說，卻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人生就是這樣。我們要麼現在做出犧牲，以換取未來充滿希望的未來；要麼現在逃避，將來付出更大的代價。面對艱難的挑戰，我們無處可逃。幾乎不能指望時間會滿有憐憫地自動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追求舒適的生活是致命的；這與背起十字架的門徒人生背道而馳。索爾仁尼琴在他1978年的著名演講中暗示，對快樂的追求毀掉了美國。我們對舒適和安逸的熱愛正在扼殺我們孩子的未來。是的，我們正面臨一場艱苦的戰鬥，但讚美神，這是一場美好的戰鬥，而且只有一個結果：羔羊和他得救的子民的勝利。終有一天，我們將站在寶座周圍高聲歌唱，

「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

-啟示錄7：10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參見哥林多前書16：13-14）

【注釋】

【1】Interview with Vishal Mangalwadi, “India, Europe & Biblical Revelation | Vishal Mangalwadi | EP 257” on The Jordan B. Peterson Podcast – YouTube, April, 28, 2022.

【2】「教義」（doctrine）一詞在後宗教改革時代具有了與新約和教父時代不同的含義。

【3】Cf. Interview with Dr. Willem van’t Spijker, “Geleerd en bescheiden,” Terdege, date unknown.

【4】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 J. Heschel），《先知》（The Prophets）（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2001），第253頁。

【5】然而，我們必須知道，這兩場災難性的戰爭並不是因為基督教，而是因為自十八世紀末以來，歐洲猶太-基督教基礎從內部遭到系統性的破壞。

【6】參見大衛·威爾斯（David Wells）著《成為新教徒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Grand Rapids: Eerdmans: Grand Rapids, 2008），97-133。

【7】“Slavoj Zizek: The true enemy for Islamists…” RT Question More, August 20, 2021, on tr.com

【8】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伊斯蘭的危機》（The Crisis of Islam）（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78-79頁。

【9】當時正值臭名昭著的金賽報告（Kinsey Reports）發佈之時，該報告針對美國男性和女性的性行為進行了研究，顛覆了傳統的基督教價值觀，並啟發了休·海夫納（Hugh Hefner）創辦《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

【10】Robert C. Solomon, “No Excuses: Existentialism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Great Courses （Chantilly, VA: The Teaching Company, 2000）, 68.

【11】Fyodor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lated by Andrew R. McAndrew （New York, Bantam Classic, 2003）.

【12】See Jordan Peterson, “Rule 6: Set your house in perfect order, before you criticize the world” in 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 （Toronto: Random House Canada, 2018）, 147-159.

【13】Adriaan Groenewald and Ellis Mnyandu, Thuli Madonsela on Leadership, e-book （Candid Media Group: 2016）, 172 of 561.

【14】參見chapter 2, "How I began praying with patients" （Carol Stream, IL: Tyndale House, 2011）.

【15】如前所述。

【16】Jik, Kyk Hoe Slinger Hulle （Christen-Studentevereniging van Suid-Afrika, Stellenbosch, 1946）.